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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点滴（第1页）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点滴

毕业以后，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工作，任教师。当时，从全国各大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任教的学生有四五十名。为了从这些毕业生中挑选三人补充翻译教研室俄译汉教研组，学校举行了一次测验。测验的方式是不带词典和任何参考资料翻译一篇俄文经典作品，时间为两小时。结果是：根据测验成绩，三名被选中的毕业生全部来自南京大学，其中有我。我们自然高兴，毕业后第一次参加比试，我们就取得了全优。消息传到母校，俄文系的师生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为南京大学和俄文系争得了荣誉。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经常组织青年教师听苏联语言方面的专家讲学。当时的情况是：听课的人多，大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但提问的人几乎没有。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受语言限制，听得本来就不太懂，提问就更加难了。有一次，在这样的讲学中，正好提到我所遇到的问题，我便忍不住举手提问：Какнацоотнотьсяктому，которыйучатсяхоршо，нослушаютурокневниматепьно？Ачтозначитневниматепьно？Вотнплример，сцдитоннепрямо，разговарваетссоседямицтакдалее.（俄语，如何对待不好好听课的学生？怎么不好好听课？譬如，不好好坐着，经常和同学说话，如此等等。）专家开始回答，我聆听着。场上当时特别安静，没有一点儿杂音，大多数人感到有些意外。事后对我难免会有所评价，比如：别看这小伙子不吭不哈的，俄语倒是能讲几句的。这是我进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以后第一次当众露脸。

后来，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开展俄语会话，成立了全校学生开展俄语会话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怎么会由我担任组长。但我确实担任了组长，我组织人开会，制定会话规则和制度，到一些班去做动员等。记得有一次到一个班级去开动员会，当时校长张锡畴也参加了。各方面的人讲过话（均用俄语）以后，准备散会了，校长看我是一个青年教师，大概想鼓励鼓励我，便对我说：Выивсовершенстве!（您就说得很好了！）当时的背景是在一个班的座谈会上，我发过言后就散会了，我走在校长的旁边。我在发言中用俄语说：“只有练好了口语，学会了语法，才能讲得很好。”俄语我用了“……ВыможетEговоритьвсовершенстве”，校长正是接着我这句话说的。这是我在俄文专修学校第一次受到校领导的当众表扬！

我还担任过学校的其他一些工作。谁让我去干的，我已记不清了，但确定是领导叫我去干的。什么工作呢？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取俄语片，然后拿回来放映。当时学校里有电影放映室，每周至少放映一至两部电影片，场地就在学校院子里或大教室里，影片要去公司或相关国家驻华大使馆取。我就是做取片工作的，但只有俄语片需要我去，国产片或其他外语片就没有我的事了。做这一工作时，还需要抓紧时间，因为还要写简介。要写简介便要了解内容，而内容介绍是俄文的，这就需要时间。有一次，我就碰到这个事儿。上午接到任务，马上赶去使馆取片，取到片后马上看内容介绍，看过介绍后马上写内容简介，连午休时间都搭上了才赶上下午放映。后来听说，片子不如我介绍的好看。

通过这件事，我有两点体会：1.做事不能急，不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上马。勉强上马，应对过去了，但效果不好，而效果是最重要的。2.我接触到了社会，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虽然忙活了一天，物质方面毫无所得，但这工作我愿意做。因为我接触了大使馆，使用了俄语，实践中觉得自己还行。同时，我接触到了学校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和广大同学，并马上知道了自己工作的效果，这使我感到我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一点儿也不能含糊，不然就会出纰漏。有人说，片子不如我在内容简介中所说的好看，我想，只怕与我翻译俄文说明时所选用的词汇有关。

此外，在教学方面我的工作也增加了。譬如教研室一级的领导开经验交流座谈会，本应由领导参加，但有时也把我带上并让我发言；期末做编写教材工作的总结，本应由组长或副组长撰写，也交我代劳；组长有事情请示苏联专家，也把我捎带上，怕听漏或听错了什么话。后来有一次，副组长约见我，说组织决定让我担任副组长（我未见他当众宣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我受到同事们的尊重，得到领导的器重，我自然是高兴的。不过，和以前取得成绩时一样，高兴是高兴，但也没有把它看得多重要，我仍然踏踏实实、一如既往地做自己的工作。

“反胡风”运动开始后，大家都在小组会上表态，我自然也不例外。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不会说假话，即使因此吃过亏，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在会上说，胡风写的东西我也读过一点，他写的东西句子太长，晦涩难懂。这下好了，就因为我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们便问：“你还读过他的什么东西？”“你跟他有联系吗？还跟谁有联系？”……当我表示其他什么都没有时，他们便恶言恶语地说我“态度恶劣”“不老实”……此后又开过一两次性质类似的会，都没有取得如意的结果。最后，在全校教师大会上，点名揭发批判了一些教师，其中有我。在揭发批判时，有人提到我在土改中所犯的“错误”，要我交代，企图借机一棍子将我打死。我实在忍无可忍，当众站起来，带着哭声说：“不行，我不能这样，都是没有的事！”没想到，这次大会之后再也没有开过类似的大会，连小组会也很少提及我的事。但是，我已受到极大的伤害，再加上平时别人对我的一些误解，如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我不是共青团员，就不必参加团的活动。而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则必须参加，否则便被视为落后分子，这让我深深感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我向教研室领导和人事部门提出两地分居的困难，请求帮助解决。调动工作本来就难，加之当时北京市冻结人口调入八个月，我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于是，我提出进不来，我可以出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和个别同事及人事科科长都劝我留下，但我去意已决，他们也就只好放人了。经过高教部和有关院校协商，我被调入新成立的综合性大学——郑州大学，同时我爱人也调入郑州大学，满足了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