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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的较量（第2页）

冯小刚电影早期多平民视角，《私人定制》已成伪平民视角，他的视角一直是在上升的。他对此似乎有所意识，不然就不会在影片最后为李雪莲

的行为动机添上一笔。李雪莲在最后透露——她有一个孩子在假离婚的过程中被迫流产了，她不停上访是因为不接受这个事实。李雪莲的性格悲剧由此被诠释为一个社会悲剧，她的行为动机变得不再那么诡异。但影片用99％的时间让我们感受到她是一个无赖，而在最后的一分钟内让我们扭转业已形成的评价，这根本无法做到。本片对于李雪莲的表达失去了均衡感。

而这个结尾是一个典型的冯小刚式的结尾，这样的结尾特点是，关于这一部分所传达的倾向与态度，导演没有为观众建立起信念感。这种结尾在《集结号》也出现过，导演将它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去完成首鼠两端、左顾右盼的表达。我们从环境因素考虑，这当然不仅仅是导演的错误，但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个现象：在《集结号》里面，他用这种潦草的设计来应对审查，在《我不是潘金莲》这里，他用这种方法来应对观众的愤怒。

三

在我对《我不是潘金莲》的解读里面，包含了我的政治立场，也包含了我个人对社会总体的认知，这背后隐含着我的一套经验体系。我知道业内有朋友认为这部影片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国民性批判”，而且结尾处李雪莲的最后补充削弱了这一批判性。我们的评价如此不同，这也许是我们身份不同导致的吧！品味的较量背后是阶层与政治

观点的较量，这是影响对影片评价的因素，而地域、身体（包含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性趣味）以及更微小的个人经验、词语使用的错位，等等，都是导致影评产生分歧的原因。

我们一般会说二十多岁的人看电影更多“用肾看”，年长者往往更能够“用心看”，虽然这并非绝对。对于欲望无法满足的年轻男性来说，其电影趣味会有显著的倾向。按电影的认同法则，他需要影片设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物，一般还必须有美女作为其欲望对象，这个男主角帮他来完成欲望宣泄。观众的欲望视线如果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他就能够宽容一部影片在艺术上的失误。过分的欲望对影片评价来说，经常是一种蒙蔽性的元素。

早期好莱坞电影编剧女性居多，女性设计影片情节结构往往倾向于以男性为欲望对象，那个时代电影院多数观众为女性，而男演员片酬更高，这个逻辑是顺畅的。张艺谋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遵循了一定的形象模型。从章子怡到巩俐，他设计的东方女性形象说明了他作为直男的异性趣味，观看的时候，如果你恰好与他趣味投合，就能充分发掘他所提供的快感；如果你不认同他的审美眼光，你对电影叙事的评价就会更为冷静与苛刻。

李安电影我们一般认为包含酷儿倾向，《喜宴》（1993）、《断背山》（

2005）、《制造伍德斯托克》（2009）是显性证明，其实在他导演的《理智与情感》（1995）里面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倾向。从简·奥斯汀到E·M·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作者），英国文学有一个传统，它们由女性作者或者酷儿倾向的作家主导完成。在这类小说改编的电影当中，往往有男色的充分展现，镜头热衷于展现青年男性的身体。李安说过他的电影最受女性欢迎。

上座率是大众影评的具体表达，李安的艺术片《断背山》在北美获得了商业片模式的运作。男人之间的爱恋是排斥了女性的，北美的女性观众为何却喜欢这部影片？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这是因为女性喜欢看真爱故事，另外本片主角虽然背叛了家庭，但没有对女性造成任何生活上的伤害，他仍然在承担一切他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人间的伦理在电影内外有着关联，它是能够影响观影评价的微妙力量。

中国行政地区的划分、大都市和小城市的布局暗含着等级制。贾樟柯的影迷多是城乡接合部的小镇青年，因为贾樟柯导演出身小城镇，他表达了小城镇青年所熟悉的领域。他和后来的一些DV导演一起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生产关系，使得基层小城被来自那里的人所表达。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大都市霸权，打破了电影文化的固有疆界，揭示了

小城市的历史与情感。人们赞赏他在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同时还把他当作一个基层艺术青年的励志人物。我知道很多大城市的电影人对贾樟柯镜头下的小地方情感表示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他们觉得贾樟柯的电影没有那么好，而小城镇青年无疑给贾樟柯打了最高分。

四

对于这种外部因素对影评的影响，我这里做了非常简单的论述。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在写影评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心并不是公正的。虽然你觉得自己很诚恳，但你仍然是历史的人质、环境的人质，我们的思想也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人质。有时候，所谓影评之争不过是一个有成见的人和另外一个有成见的人之间的斗争。阶级对立、性趣味、生活优越感、知识霸权都在其中寻求表达，影评的斗争背后是社会对话，是阶级斗争，是不同感官主体之间的对抗，当然它更有可能是资本方面的无形运作，但这里我没有特别论及资本的营私舞弊。

“是否被正确地鉴赏决定了电影的命运”，这是匈牙利人巴拉兹在几十年前说过的话。我描述的这种外部因素对影片解读的必然介入，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法对一部影片进行正确鉴赏，因为我们无法达成共识了？我充分强调了个体独特性，但也仍然相信相对共识的存在，我们需要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无限沟通”。而且知识分

子必须具有某种超越性，要打破自我封闭的生活气氛，修炼一种社交人格。最终真理从不向我们显现，影评其实就是作者在一定范围内和读者的交谈，就像电影其实是创作者和大众的交谈一样，一部影片与什么层面和数量的观众交流成功与否，是它成功与否的关键。而一篇影评是观众和创作者的交谈，更多时候是观众和观众之间的交谈，一篇好的影评就是和自己设定的观众达成良好交流结果的社会对话。

在和别人的辩论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你在质疑对方，但对方的观点已经强烈地被你感知到，成为你思考的新维度。你本来是质疑某个命题，但这个命题却强化了在你生命中的存在，它镶嵌进了你的意识当中。你是带着抵抗的态度迎接它的。

充分的交谈之后，别人的经验进入我思考的素材范围，同时我看到别人思考的路径。唯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你才能打破固执的主体性，将自己作为一个客体来审视，才能获得更全面的自我认知。

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性，而影评人的超越性如何体现？有人做过一个调查问卷，主题是“你是否能够为你不喜欢的影片打高分”。结论是越具有较高修养和高专业度的人，越能做到这一点。他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偏好，但也知道一部影片在电影史和社会史中所具有的位置。

影评成

为社会互动的场域，它关乎美学品位的提升，也关乎社会建设。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位友人，当她说女性被称为潘金莲后伤害巨大所以使得李雪莲的上访动机成立的时候，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她夸大了“潘金莲”这个外号在电影叙事上的力量。“一个人被叫作潘金莲就是潘金莲了吗？”——你看，这样的争论不仅关乎电影，也关乎生活态度的劝说，它必将影响到生活领域。同样，朋友认为我说底层不能被嘲笑是一种“政治正确”，我则举例辩解——有一则10年前的旧闻，一位60岁的老妇人坐火车的时候想去洗手间，但洗手间上锁了，她请求列车员帮忙，两个小时都无人理睬，老妇人众目睽睽下大小便失禁。如果我们在场，一定会压抑自己的笑声，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觉得这情境下笑声是不道德的，因为我们不能嘲笑一个被动状态下的人物行动。我并没有说服我那位朋友，我不知道我的这个例子是否和影片具有可比性，但我希望她能说服我，以消除我所可能具有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