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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之燕国篇燕国简史（第2页）

前243年（燕王喜十二年），赵国派李牧进攻燕国，夺取了武遂和方城。赵国屡困于秦国，又逼走廉颇，以庞煖代将。燕王喜以为有机可乘，问剧辛能不能攻打赵国。剧辛凭借着自己当年与庞煖作朋友时的印象，对庞煖做出了评价，他认为庞煖是很容易打的人。于是燕国即以老剧辛为帅，伺机进袭赵国。结果剧辛轻敌，率军冒进，被赵军统帅庞煖击败，剧辛被俘杀，燕军损兵二万。

前236年（燕王喜十九年），赵再次率军伐燕，攻取狸、阳城。燕国屡屡战败，秦国则以救燕为名，不断出兵攻占赵地。

前232年（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燕国。

前228年（燕王喜二十七年），秦破邯郸，赵公子嘉逃到代地，秦军兵临易水，燕国统治集团一片惊惶。太傅鞠武主张与代、齐、楚、匈奴联合共同抗秦，太子丹认识到诸侯均服秦，不可能再组织合纵，而采取刺杀手段。

前227年（燕王喜二十八年），太子丹派荆轲携带燕督亢（今河北易、涿地区）图和秦叛将樊於期级，与秦舞阳前往秦国诈降企图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刺秦失败，秦国依此为借口派王翦与辛胜率军大举攻燕，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组织抵抗，秦军大败燕、代联军。

前226年（燕王喜二十九年）秦将王翦率军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西南），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国卫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鉴于燕赵残余势力，已成囊中之物，为集中兵力对付魏楚，暂停进攻。

前222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秦王政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灭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周武王克殷之后，封召公于燕，燕国封域的具体情况不详，据琉璃河遗址挖掘出的铭器铭文可知，最初统领有六邦的土地和民众。在西周、春秋不断向冀北和辽西展，消灭了蓟国、孤竹国、令支国、无终国等。由此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时期燕国的疆域，主要包括冀北、今北京地区和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

燕文侯时，据《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记载：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区域纵横两千多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足够用好几年。南有碣石、雁门的肥沃土地，北有红枣和板栗的收益，百姓即使不耕作，光是这红枣、板栗的收获也足够富裕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天然府库。能够安居乐业，没有战事，看不到军队覆灭、将领被杀的情景，没有谁比得上燕国。

燕昭王时，随着国力的强大，疆域也大为拓展。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保定）、容城、范阳，北有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也就是说，燕国东面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面有上谷、代郡、雁门，南面得到涿郡的易地（保定）、容城、范阳，北面有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以及勃海的安次，都是燕国的地方。乐浪、玄菟、二龙湖古城、上下障，也都属于燕国。

战国时期，燕国在与北胡相邻的边境地区先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战国时期燕国实行的是“郡都制”，而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郡县制。战国时期燕国县级地方行政名称为“都”。学术界认为战国燕国郡邑名称有25个。

在中央官职方面，燕侯之下的官僚机构，重要的是将和相，分别主管文武之事。春秋战国之时，官分文武是各国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而官分文武无疑有利于国君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上。

相，是文官系统的脑。曾任燕相的有：子之（燕王哙时）、公孙操（燕惠王时）、栗腹（燕王喜时）。将，又称“将军”，是武官的脑，见于传世文献的有：市被、秦开。将军中又有“上将军”，乐毅曾任此官；战国时的上将军，地位相当于春秋时的元帅。其他见于文献的武官还有“司马”。

爵秩方面，燕国的爵秩等级大致分为卿和大夫两级。卿有上卿和亚卿之分，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等。俸禄方面，燕国采用的以是“石”计禄。南宋吕祖谦《大事记》云：“以石计禄，始见于此。”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每石重一百二十斤。战国时期的燕国，其地方行政组织一如他国，也实行郡县制。一般是采郡、县两级制。建于燕国的郡有5个：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的行政长官是“守”，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县的行政长官是“令”，下设丞、尉等；在县之下，还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由官印还可获知，燕国在地方设有“司徒”、“司马”、“司工”、“丞”等等。

在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地建立了以郡统县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中央集权，用以代替过去贵族按等级占有土地进行统治的制度；但又设置了封君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新的贵族特权。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西周初年封召公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镇东北董家林古城），燕地为燕国始封地。燕桓侯时北方游牧民族山戎不断南下侵扰，燕国被迫迁都临易。齐桓公打败山戎之后，燕庄公逐渐营建上都蓟，并逐渐迁都于此，至燕襄公时上都蓟就成为燕国的国都。

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迫使燕国又一次徙都到易。子之之乱后，燕昭王在易水高筑武阳城，是为燕下都。太子丹刺秦事败，秦将王剪、辛胜兵临易水，燕王喜与逃到代地的赵公子嘉联兵与秦在易水西决战，失败后，燕军主帅太子丹逃匿于衍水，被秦将李信追斩，燕王喜不得不弃蓟城，率兵退到了辽阳。五年后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国亡。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展，城市也空前繁荣起来。燕昭王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体制，即蓟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阳城。

燕国的兵制，由于年代久远及文献匮乏，已不可考。燕国其重要的军事据点：令疵塞（今河北省迁安市西）、居庸塞（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北居庸关），主要防备东胡。武阳城（今河北省易县东南），处于燕长城的西北端，主要防备齐、赵两国。燕国的军队，有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

燕国建立之初，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华北大平原，西有巍峨的太行山，时有游牧民族侵扰，东有渤海海浸和黄河故道的滚动所造成的沼泽地带，道路不畅，平原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无险可守。燕国初立，战事频繁，平定领地内的叛乱，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均凭武力支持。从燕侯墓中随葬多件铜戈、戟、护面和车马器，以及中型墓中有兵器、车马器者墓室较大，等级较同类墓高的现象也可看出，燕侯本人尚武，手下贵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统领。

燕国燕山以南以农业为主，以北以牧业为主，燕山地区和冀东地区同时兼有农业和牧业。大至东部沿海有渔盐之利，北部出产马牛羊，南部盛产黍稻粟菽，山地有铜鉄矿冶，经济部门比较齐全。燕国的畜牧业区域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地区，农业区域在蓟城以南的地区，渔业、盐业区域主要分布于渤海沿岸和各岛屿，以及辽水、鸭绿江下游沿岸等地区。

商代燕地的辽西地区酿酒业较为达。燕国农业工具以石制、铜制为主，且石制农具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出土的石制农具多数为磨制工具，战国中期，铁农工具在各地普遍地使用。燕国在西周时期的粮食作物有黍、粟、稻、粱、麦、豆、麻等，而粟和黍为燕人的主要食物。

水利工程，在幽州南界有督亢泽、督亢陌，在北京永定河流域有陶井，在燕南长城有易水堤防，在燕下都有运粮河。

燕国在冶金手工业中主要的是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战国时燕国冶铁手工业有了飞跃的进步，不仅生产工具用铁制作，战争的武器也已逐渐改用铁制成，同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燕国冶铁作坊，一般都由官府经营，燕国的冶铜业，在青铜制品种类以礼器、兵器为多。冶铜业，其经营性质与冶铁业一样，主要是官营，兵器制造业是燕国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主要由官府督造，战国时期燕国的兵器主要是铁制品。

燕国官营制陶，其生产者大多是官奴和刑徒，民间制陶普及，但各地的制造水平相差很大，燕国有专门的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燕国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皮革业达。一般皮革器多用牛皮、羊皮制作，皮甲则用坚硬的野生动物皮制作。燕国煮盐业之盛当在战国中期以后。

燕国的城市展很快，大、中、小城市都很多。在大城市中，下都武阳以规模大着称，上都蓟则以富庶闻名。在众多的小城中，不同地区的也各有其特点，分布于长城附近地区的，军事性质较强，因为它是随着长城的修筑而兴起来的。燕北五郡郡治襄平、渔阳、沮阳、无终、阳乐等城，都具有一定规模。

燕国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单一，仅限于几项土特产品。燕国在向中原内地提供的商品中，农业、手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很小，主要是为中原内地所珍视的土特产品。枣、栗是燕国的两项大宗商品，产于燕国北部。枣、栗、蓟而外，燕国还盛产杏、梅等果品。蝎角、白金、燕石，是燕国的另一类土特产品。商品交换一般要在市场上进行。燕国的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都设有市。

战国时期燕国的金属货币，有明刀、布币、囿钱、金币等几种形制。

燕国的金属货币以明刀币为主。燕明刀币的形体较齐刀币为小，铜质较粗劣，铸造也不精，明刀多铸有一“明”字，故俗称明刀，通高约13～14厘米。早期的形体较大，刀背略弯，刀身上宽下窄，通高约14厘米，重13克左右，“明”字作“仈”、“仌”，背文多为一字；中期的形体比早期的略小，“明”字作“乽”；晚期的刀身上下等宽，刀背较直，柄向内屈曲明显，刀重减轻到1o克左右，“明”字写成“债”，有人误释为“匽”或“易”。中期、晚期的背文一般字数较多，常在“左”或“中”、“右”之下系以数目字。

刀币是从实用工具青铜小刀（或称削）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燕、齐地区，而布币则是从古农具铲形铸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三晋及两周地区。燕国布币是为适应通行于布币的国家而铸造的，铸造数量不多。币面都铸有地名。燕国布币还铸有幕文。

战国时，黄金已成为燕国大商人、上层统治者的最重要的货币了。

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种文化，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燕文化。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这种合体现象体现于许多器型上，如鬲的整体为商式造型的袋足，却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虽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生了变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许是受商人铜簋的影响。

文化合体的结果，使遗物产生群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后的遗物群体称之为西周燕文化，与此相关联，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业已形成。西周燕文化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镇江营遗址b3o、昌平白浮b31、河北满城要庄b32均有成组器物出土。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显然强于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如四系罐、三角划纹簋的普遍存在等等。埋葬习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风格，满城要庄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庄m1的二层台上也殉有一狗。在随葬品方面，要庄m1的袋足鬲多于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浓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条凸棱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齐系、燕系、楚系、晋系和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总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这种文化表象与燕国墓地中周人占据面积很小的情况相结合，透视出燕国社会背景的某些方面。周人在燕国只是少数，又多属高等级人物，不可能直接与下层接触，其间所借助的中间力量是商文化色彩浓重的原商人旧臣。商文化在其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中，广泛地播下了文化传统的种子，最终成为燕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沧海之路是指燕国燕昭王所开创。城岳明刀币的出现，“说明古代自辽东向南应有一条交通路线，以航运与冲绳相连，具志头明刀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两枚明刀类型相同，出土地点相近，表明它们应存在于传入的场所，时间当在战国末年。

战国时燕国全盛，境至辽东一带。明刀系燕国主要货币，除在辽东出土外，朝鲜半岛北起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南至全罗南道均有现；另外，在日本本州南部广岛县匡原市、九州佐贺县唐津市也传有出土。假定将这些点连起来，就构成向南指向冲绳的交通路线，很值得从考古学角度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