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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之秦国篇蒙恬（第1页）

蒙恬（？-前21o年），姬姓，蒙氏，名恬，祖籍齐国（今山东省蒙阴县），齐国蒙山（今山东蒙阴）人。秦国名将蒙骜之孙、蒙武之子。秦朝将领、军事家。

蒙恬出生于武将世家，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胸怀大志，且天资聪明，逐渐培养了较高的军事素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蒙恬因家世被封为将军，又因领兵攻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统一全国之后，蒙恬奉命领兵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鄂尔多斯市一带）。蒙恬后为秦二世所迫，自杀。

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并且因河为塞，临河筑44座县城，迁谪戍居住。又监修长城、直道。长城西起临洮，东迄辽东，逶迤万余里。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因难修，未完工。这些措施对防止匈奴的侵扰挥了重大的作用，确保了边境安全，有效促进中原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展。其修建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勤劳、智慧的伟大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传说他还改良过毛笔。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打齐国，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

秦国兼并天下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

其后，蒙恬主持修筑了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借着天险，设置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驻守上郡十多年，威震匈奴。

秦始皇非常尊宠蒙恬，信任、夸奖他的才干，并且亲近蒙恬的弟弟蒙毅，蒙毅官至上卿，外出则陪秦始皇同乘一辆车子，居内则侍从在秦始皇的跟前。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因此，其他的诸将相，都不敢和他们争宠。

蒙毅法治严明，从不偏护权贵，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之争锋。某日，内侍赵高犯有大罪，蒙毅依法判其死罪，除去他的宦职，但却被秦始皇给赦免了。从此时起，蒙氏兄弟便成了赵高的心病。

公元前21o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冬，秦始皇嬴政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

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等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秦二世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三十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

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陛下。”蒙恬长叹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而被处死？”沉默良久又说：“我的罪过本该受死，起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

蒙恬，祖上是齐国人。大致生于秦王赢政继位前后，卒于公元前21o。他的祖父蒙蒙骜在秦王时由齐入秦为将，因立战功，“官至上尉”。也是一位着名将领，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以及在南征百越等重要战役中，都立有战功。

秦帝国建立以后，因“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於后世”，蒙恬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当时，在蒙古高原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南下，掠夺内地的人畜和财物，聚居在辽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胡人也不断袭扰边境，这对初建的秦帝国威胁甚大。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固北部边境，泰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蒙恬成功地指挥了对匈奴及胡人的战争，长驱直入，横扫塞北，夺回河套一带广大地区，秦政府在这些地区分设了四十四个县，并建筑了几十座城堡。在今宁夏贺兰山附近仍可见蒙话所建镇北堡的残迹。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大规模进犯，但仍有偷袭骚忧。为了加强防范，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迁移内地人民三万户移居河北（指今内蒙古、宁夏一带）区，并由率士兵和役夫、刑徒约五十万人“用制险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北方边城的基础上，筑成一条西起临、东到辽东，表延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此前后，蒙恬继续领兵戍边，打击匈奴，“於是河，据阳山《此为阴山之一一笔者），透蛇而北”。在所收复地区又增设了三十四个县。这时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因对始皇和李斯等人所施行的某些极端政策持不同意见，“数上书，议时”使得“始皇帝不悦”。

因而被迫远离京城到蒙恬部队中为监军。蒙恬与扶苏关系很好，政见也接近，他们“暴师外十余年居上郡”，共同领导了对奴的长期斗争。蒙恬还曾同另一位大将杨翁子一起“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其弟蒙毅也常随始皇左右，执掌机枢，“位至上，出则参，入则御前”。

蒙氏兄弟以他们对王朝的贡献，受到始皇帝的格外信任和宠爱，“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其地位之显赫，甚至使相李斯也暗自担心地位受威胁，而且蒙活又据重兵在外，并同对李斯有一定看法的扶苏在一起，更使李斯常怀顾忌。

而此前，蒙毅也因执法不阿，得罪了中车府令赵高，这就为蒙氏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秦始皇曾多次出巡，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试图开辟一条新路，着蒙恬负贵指挥“堑山埋谷”，修路架桥。但从九原到甘泉有一千八百多里远，工程浩大，一时未能修好。

始皇三十七年（前21o年）冬，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路线是“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跟随同行的有秦始皇最喜爱的少子胡亥，还有亲信大臣李斯、蒙毅、赵高等人。始皇因途中劳顿，“至平原津而病”，逐渐加重。

于是派蒙毅沿原路“还祷山川”。这一方面是秦始皇极信的世界观所，另一方面对“之变”的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惜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佚，赵高是否在这件事中做了什么手脚已无法确考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蒙毅此去，完全改变了始皇身边的力对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了整个秦王朝的历史进程。

在赵高的策划和怂恿下，胡亥、李斯一起合谋参予了“沙丘之变”，他们一面矫始皇的进诏，以伪诏赐公子扶苏，一面派李斯的舍人为监军夺蒙恬的军权，同时又收买了蒙恬的部将一王葛的孙子王离。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扶苏蒙话，事先因信息不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后扶苏又毫无主见，对伪诏深信不疑，大哭欲自尽。

蒙恬虽然表示了他的怀疑，“复请之”;并曾劝止扶苏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复请而后死，暮也”。但已为时太晚，扶苏还是死了。由于秦代实行监军制度，蒙恬平时并无调动军队全权，而且现在戍边军队的一些将领也被更换，黎恬自己也被逮了起来，关在阳周。

本来胡亥听说扶苏已经死了，就想放掉恬兄弟，但是“有贼心”的赵高认为恬、蒙毅是他篡权的最大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胡亥面前挑拨说:“e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矣，而毅:“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愚意，不若诛之。”此时蒙毅闻讯刚刚赶回，胡亥即下令“系蒙毅於代”。

胡交返回成阳安葬完泰始皇后，自立为二世皇帝，赵高更加得宠，“日夜毁恶装氏，求其罪过，举劾之”。秦二世的叔叔子婴不赞成杀掉蒙恬、，进谏劝止:“闻故赵王迁杀其良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染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

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子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有见解的。但是昏庸残暴的秦二世不听谏阻，执意杀功臣，赵高“欲以灭蒙氏”，更是曲尽诽资谗害之能事，李斯出于利，也从旁推波助澜。

他们“御史曲宫乘传之代”，杀害了蒙毅。聚二世又派人到阳局对装话说:“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毕，法及内史。”蒙恬还想向二世再申诉--下，但使臣不许，逗他自杀。蒙恬只得仰天长叹，吞药自尽。蒙恬兄弟死后，秦二世、赵高等人又杀害了一批先朝大臣，使得茶王钥内无贤臣、外无良将，统治集团内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很快地崩溃了。

绥德的百姓相传说，蒙所生前治军有方，与所率士兵相处得很好，他被害后，士兵们都很怀念池，每人用衣襟盛一襟黄土，倒在他的坟堆上，这样居然堆尼了-座土山。据说明朝人为了纪念蒙恬和扶苏，还为他们修了祠堂，但岁月沧桑，惜今己不复存在。

事实上现存有关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尖物都可证明，笔的产生绝不始于秦代，更非蒙恬一人所造。如《庄子》中有“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愿，在外者半”一段话，“舐”即“舔”，宋元君舔的就是一枝毛笔。春秋战国时，笔已在各诸侯国被使用了，而秦国则叫作“笔”。1954年在湖南长沙市南郊左家山掘的一座战国晚期木柳楚中，现有一枝用上好兔毛箭做成的毛笔这支毛笔就被命名为“楚笔”。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基中又现了三枝竹管笔样子已有较大改进。有的学者认为，楚笔还不是最早的毛笔，毛笔的产生比欧洲的羽毛笔、甚至比古埃及的芦管笔历史更悠久。因为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来看，上面画有很精细的图案，没有毛笔恐很难画出。以此推断，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有入懂得制造简单的毛笔了。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毛笔的展过程中，蒙恬可能做过某些改进与推广。至于《风俗通考》中所述蒙恬还曾明风筝，也因无其他文献及实物旁证而未敢定论。不知是否与当时军事上传递信息的需要有关，存疑待考。

对于蒙恬一-生的功过是非，尤其是同他直接相关的筑长城、打匈双、谏始皇等几件大事，历代人多有评说，褒贬不一。我们先来看看蒙恬自杀前对自已一生的慨叹:“恬罪固当死矣。起临逃属之辽东，城万除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赈哉?此乃恬之罪也。”

司马迁的评价有所不同:“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伤者未，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不亦宜平?何乃罪地服?”代司马贞对蒙恬的同似乎比太史公更多一些“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筑，万里安边赵商矫制，扶苏死焉。绝地何罪?劳人是微。呼天欲诉，三代良然”。

汉代学者王充既不局意蒙恬的自责，也不支持司马迁的批评，他说:“夫话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则，蒙恬绝地服，罪至当死也。养万物何遇於人，而蒙恬绝其服，知己有绝地服之罪，不知地服所以绝之过，自非如此，与不自非何以异。

太史公为非恬之为名将，不能以强谏，故致此祸，则已下暨室有非者矣，已无非则其非蒙话非也”。王充的这番议论影响较大，后代如李东莱的《东菜博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及陈直的《史记新证》等书中，都有与此大抵接近的评途。

历代人的议论，多数不无道理，但却往往受着历史的局限。笔者认为，蒙恬无疑是一位秦代杰出的成边将领，他虽是世袭为将的，但他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确实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他指挥下，不仅收复了“河南”之地，而且把匈奴的势力赶到了塞外。

长城的修建，固然是以万千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无数的生命为代价的。但是蒙恬作为这项宏伟工程的主持者，能够根据当地的地势起伏，利用山脉的自然走向指挥修筑，对于长城的建成，也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