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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中国人真的讲义气吗 看电影投名状（第1页）

中国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虽然国土面积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排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可是中国人均占有的耕地并不多。但是古希腊、罗马、波斯、蒙古等古代伟大的民族消失的消失，没落的没落，而独有中国人几经磨难和沉浮，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下来，至今仍保持着充分的活力，而且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大概主要是由于我们最善于适应环境。中国人时常所讲的“义气”其实就是人们为了适应环境而建立的小团体文化。我们做企业的现在经常讲“企业文化”，其实，早在古老的中国，我们的祖先已经无意识地创造出了类似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小团体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个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有时还是蔑视强权的英雄表现，但“无情无义”不能被接受，一定会被摒绝于社会之外。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重感情。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政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人际规范。但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人际规范。“无赖无耻”的人不是最大的坏人，“无情无义”的人才是最大的坏人。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起码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不讲义气的人在社会上很难立足。一部《三国演义》开篇就虚构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作者想要弘扬的价值观就是“忠义”二字。《孟子》讲的是“义”，《赵氏孤儿》讲的是“义”，《水浒传》讲的还是“义”。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这与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义气文化”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常讲“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朋友”得以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成为“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等国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高到这样的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即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如果和谐团结，互相关爱帮助，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便能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不利，历久而常胜。古代无数勇武善战、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勤奋刻苦的民族之所以一个个在历史上消失，从此难觅踪影，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缺乏弹性，在社会教条或宗教教条下僵化了。

但是“义气”这东西是把双刃剑，它有正面的存在，同时也有负面的存在。以上我们讲的是它的正面存在。然而人情与义气如果讲到了违反法制、不顾原则的时候，许多恶习便相应而生。中国政治之所以一直不能走上轨道，与中国人千百年来所讲的人情义气有很大的关系。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情谊、走后门、不讲公德、徇私舞弊，合理的人情义气也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而且，作为小团体文化，义气一定是有用时被人抬出来，没用时被人扔一边，电影《投名状》就将平时总讲“义气”的男人们狠狠抽了一巴掌。

《投名状》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一个叫庞青云的将军在一次对太平军战役中从死人堆中爬了出来。他无处可去，因为全营军士除了他几乎全军覆没。当他路过一个荒村时，邂逅了一个女子，二人有了一夜情。后来，庞青云遭遇一伙土匪，由于武功出众，被土匪收编。土匪的首领有两个，一个叫赵二虎，一个叫姜午阳。而庞青云在路上邂逅的那个女子就是赵二虎的女人。迫于生计，加之时常受官军欺负，在庞青云的建议下，土匪们决定投靠清军当兵效力。为了解决信任问题，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拜为异姓兄弟，纳了投名状——就是像林冲上梁山时那样，每人至少杀一个人。在庞青云的带领下，这股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可是土匪的素质不能同真正的军人比肩。在攻取苏州时，做内应的赵二虎答应敌军投降不杀，可胜利后才知道军粮不够，如果不杀俘虏就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如此一来，四千俘虏死于非命。土匪出身、一诺千金的赵二虎适应不了官场规则，他决定带一伙人退出，受到很多人的响应，后来在庞青云和姜午阳的苦苦挽留下才没有走。接下来他们攻下了南京，朝廷答应让庞青云做两江总督。姜午阳发现了庞青云同二嫂的不轨之事。朝廷以苏州战役胜利后赵二虎闹哗变为由让庞青云设计杀了赵二虎，而不懂政治的姜午阳却以为庞青云是为了女人才要杀自己的兄弟，于是他将自己的二嫂杀了。为了履行纳投名状时的誓言，姜午阳在庞青云上任那天行刺他，而庞青云却死在了清政府的暗枪下。

这部电影狠狠打了中国男人一巴掌。中国男人爱谈三国，爱谈水浒，时常以讲义气自居。酒桌上经常能听到“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样的“豪言壮语”。其实中国男人很虚伪，他们在外面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可在被窝里却说“老婆，我永远爱你”或“老婆，我一生最爱的就是你。”当然，被窝里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可又有谁能保证他们在酒桌上说的是真的

我们不能责怪庞青云在逃亡路上的所做所为，因为那时他还不认识赵二虎。可是后来知道赵二虎同那女人的关系以后，就该断了同她的来往，以全兄弟之情，可是他没有。当朝廷要杀赵二虎的时候，他虽然也难过，但是他没有为兄弟做什么，除了配合朝廷，只是为即将“上路”的兄弟备了一桌酒席，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中国人一向以讲义气自居，其实说来说去谋求的始终是小团体的利益。为了财富和女人，他们可以暂时以讲义气为名团结起来，战争年代叫“打仗，”和平年代叫“创业，”等利益到手了，为了一个女人他们就能打起来。董卓和吕布的故事即使不是史实也有其百分百的真实性。真正能将女人看轻的男人少之又少，偶尔出一个，又一定不被女人喜欢。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庞青云讲义气的话，朝廷要杀赵二虎，自己阻挡不了，那么可以辞去官职不干嘛。带点钱，领着两个兄弟退隐，有何不可可是古往今来，甘心功成身退的人物少之又少，几千年来也就范蠡、张良、曾国藩等少数几个。姜午阳很讲义气，他牢记结拜时的誓言并履行了它，可是他太幼稚了，他不懂政治，最终与义兄同归于尽。

像姜午阳一样幼稚的还有《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他为了回避美女对男人友谊的破坏作用，干脆将小说中少之又少的女性角色丑化：不是让她们变成“母大虫，”就是变成“母夜叉，”好不容易扈三娘有点姿色，又将其写得接近弱智——先让她投降了杀害父亲的敌军，后又让她嫁给了好色猥琐的王英。其实施耐庵如此逃避是没有用的，读了几千年的历史，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男人好色永远是真的，喜欢做官和捞钱永远是真的，而真正讲义气的却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