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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女性不是我的初衷（第1页）

书写女性，不是我的初衷

当我们提起“原生家庭”

潮新闻：《黄河故事》中，兄弟姐妹们的亲情让人感动。其中有一个细节，“我”从深圳回到郑州，为了父亲墓地的事跟二姐见面。二姐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我“回到深圳时才发现咸菜下面整整齐齐压着15万块钱”。书中兄弟姐妹几个，在深圳开饭店的“我”是混得最好的，二姐一家似乎因病从中产坠入到底层，勤劳勇敢却未必能致富，过上轻松的日子，但他们活得有尊严，看重亲情。二姐代表的是您心目中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的样子吗？

邵丽：也可以这么说吧。说起这个话题，可能又会扯到中国传统道德——如您所知，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不管经受多大的政治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冲击，它都能存活下来。大部分中国人骨子里的道德教化，是信奉仁义礼智信的。这是让我们值得安慰的事情。这种文化的坚持，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能彰显它的光芒。这是人性的光芒。

潮新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说法，都会说“原生家庭”如何如何。很多人说，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您认为呢？一个人一生是否最终能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成为一个新的人？

邵丽：从主观上来讲，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主动纠正或者摆脱的则更少。从客观上讲，一个人基于童年所塑造的性格，很难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有所改变；即使有所改变，也可能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会成功，随着时间、环境和际遇的不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人。

潮新闻：您在《黄河故事》中，写到了“我”到深圳打工之后遇到的任老板一家。“在小瑜身上，不，在他们这个家庭也学会了很多东西，那是在我那个家庭根本体会不到的，那种亲人之间的爱和默契，那种充满善意的做事风格，那种待人处世的谦恭，都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们家，我对财富、对富人有了全新的认识。穷不一定都是好，富也不一定就天然地带着恶。”这一段借人物之口的广义，是您想告诉读者的一种关于富人阶层的认知吗？

邵丽：我觉得富不是罪恶。当年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富战略眼光的。毕竟作为我们升斗小民来说，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正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富起来了，慈善事业才能有如今的长足发展。富不是罪恶，富人也不等同于坏人；只要获得财富的方式合法，他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潮新闻：中国经历了一个独生子女的阶段，现在人口红利快没了，老龄化严重了，又开始鼓励二胎三胎，但从80后到00后，很大一部分人都是独生子女环境。您写《金枝》、写《黄河故事》时，有没有想过独生子女一代的读者读您的作品时，会产生一种怎样的“代感”，您的写作是否有诉求，让独生子女们更能读懂一个多子女家庭结构的中国社会，这个家族结构关联着中国的过去，也关联着中国的未来？

邵丽：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写作的时候很少考虑给谁看，而更多考虑的是我想说。独生子女和人口红利、老龄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