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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1页）

九

《金枝》分为上、下两部，全书以周语同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为转折点。就叙事视角而言，上、下部都有一个对称性的变化。上部以第一人称作为支撑，个别章节有摆脱第一人称叙事之嫌，比如第二章；下部则以第三人称为主，其中又有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分别以第一人称叙事。如此看来，重心转移和视角轮替构筑了全书的结构模块。我们不是结构主义者，但结构又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不少长篇创作均引入了人称视角的转换机制，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其中的成败得失，需另外撰文研究才行，这里暂时搁置。

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在视角上呈现出重大转折时，其有意的或无奈的情势必然作为逻辑支柱而嵌入其中。随着代际推移，两个家庭的子女增加，上部那种因“父亲缺失”所造成的家庭对峙，也会随着“人去楼空”而得以减缓。司汤达曾认为，他之所以用第一人称的方法，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因为第一人称是快速叙事的最好方式。我过去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现在对比上、下两部分的节奏，还觉得真有道理。《金枝》的下部按序将两个家庭的八个子女平行铺陈，一一道来，犹如“散点透视”般地回拢到周语同残存的执念中。“我”的成长史变成了对子女们的教育史，“我活成了过去的父亲，而林树苗活成了我。也许，人生就是如此的轮回吧！”“对周家后代的提携，是周语同站稳脚跟后心中最大的执念，她恨不得把所有周家的后代都收拢到自己手下。没有来由的，她觉得应该对自己的祖辈有一个交代。”

而子女们各有自己的天地和“出息”观：无论是周河开的独立和孤独，林树苗的叛逆和傲娇，还是给周语同带来失望的周雁来和“心死”的周小语；无论是中看不中用的周天牧，还是具有超强适应能力的周鹏程等，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幸和幸福，运用各自不同的评估体系在互联网时代进行着无差别交流。岁月冲淡了两个家庭间的怨恨，血缘亲情展示了无法阻挡的亲和力，也模糊了周语同心底的分界线。除了感叹世事轮回、冥冥之中的认同，还有什么设计和自尊能抵御子女们的前程和自主呢？

还有周鹏程的老婆，那个粗枝大叶的胡楠也充满好奇心跻身于周姓家族的微信群里。当胡楠和写小说的林树苗探讨真相时，一种借机的元叙事便诞生了。胡楠问道：“我看你写的小说里，有这个家族的影子。你是想全方位地探索这个家庭吗？”“全方位？我的天！”林树苗说，“这个家庭的复杂程度，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全方位地描述。但是，我怀念我的姥爷，我真是想多写写他。其实讲真的，把他写出来了，也就基本上说清楚了这个家族。他留给这个家族的是一个背影，在每个家族成员眼里都是不同的人设。我妈妈、鹏程的妈妈、我的舅舅们，甚至周家的这些亲戚，他们每个人叙述的我姥爷都不一样。我想了解姥爷的过去和现在，然后将这些故事写出来，我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姥爷的怀念。”胡楠说：“这个家族确实值得一写，它的所有故事都是基于婚姻展开的。好和坏，都是基于婚姻。那么你仔细想想看，我们追逐婚姻，依赖婚姻，到最后却因为婚姻恨了一辈子。这样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复杂和怨叹啊！”

第十四章是一次重要的镶嵌。“几乎不在群里露脸的会计师周雁来突然发了一篇网文”，题目叫“穗子”。它以另一种视角，讲述了穗子家庭的故事；以穗子家的上门女婿刘复来的爱情悲剧为重心，掀开了这拉拉扯扯的血缘亲情，说不清理还乱的婚姻家庭、养儿育女、成分边界和阶级关系的层层迷雾。生活中暗藏着一种秩序，在线索杂乱无章的纠缠中暗藏着一种结构性的东西是我们难以摆脱的，但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网络和纹理，要解释它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但要放弃解释更不可能；由混乱的线索所组成的整个关系，似乎都在期待着一句会让它变得清楚、明确和直白的话语，这句一锤定音的话似乎就在嘴边，但却从未有人宣之于口。刘复来无疑是周家老宅中的另一个周庆凡，后者没有身份却承担了一切，前者则是承受了超越身份的重压，“这些年养儿育女的劳作，让他彻底变成了一个乡下老汉，年轻时白白净净的一个人，老了皮肤都变成了酱紫色”。网文的出现是对叙事者话语霸权的一次挑战，是对过度主观视角的一次矫正，它以对立的视角使得《金枝》产生了结构性的重组，也许，这种视角的转换便造成了小说的事件性时刻。它同时告诉我们，视角如同情感一般也是充斥着悖逆的，只有不同视角的矛盾对立，才能给生活本身加冕。

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又回到了第一人称叙事，完成首尾的呼应。小说结尾的审视和思考，又回到了作者曾经用过的小说题目：“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体现了书写的一脉相承，当然也包含了其中令人惊叹的变异。《金枝》的意义并不止于纪念，纪念可能是启动虚构的部分缘由而非全部。卢卡奇曾在讨论悲剧时说过：“悲剧主人公总是幸福地死去，并在死亡中仍然活着；然而在这里，死亡并非是对生命的纯粹提升，并非是沿着生命的正确方向将之笔直地延长，而是从现实的压抑和杂质中被折取出来的东西，是心灵从陌生的生活向自身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世今生是一体的。它鼓励我们去承认这个世界的真实时间那令人畏惧不可逆转的连续性。换句话说，自我意识在希冀与现实中画了一条线，并以此将人性那令人渴望的品质传递给了我们。不论真相和现实多么可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令人欣慰的。正如虚构所昭示的那样，时刻作为永恒意义的历史时刻，要逃避过去的我并不是现在的我的基础，正如现在的我也不是将来的我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就势必要沉入自欺的虚构之中。

总的说来，《金枝》的优势在于，其故事总是如火如荼地展开，情绪的对峙呈现剑拔弩张之势，可惜的是让人喘息的机会少了一些。能否在风风火火的叙事中，增加些和风细雨的委婉？能否在直率的倾诉间，有些迂回的策应？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当然，此类大而无当的提醒，总是说说容易，实践起来又谈何容易。

最后，我想对小说首尾呼应来一个笨拙的模仿，辩解一下文本题目中的“父之名”，因为有朋友提醒我“父之名”的语法问题。这一说法的借用，还得回到拉康。吴琼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一书中解释道：“父亲对母子关系的介入其实就是父法的介入，拉康把这称为‘父之名’。熟悉西方文化的人看到这个术语可能会立即想到基督教中常说的‘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拉康曾在某个地方提到他的用法是受了宗教的启发。‘父之名’这个短语的首次使用是在1953年的《罗马报告》中，在讲到象征界和主体的象征性认同时，拉康说：‘象征认同的这同一功能——它使原始人相信自己是某个同名先辈的再世，而在现代人身上，它甚至决定了某些性格的交替重现——在遭受父子关系紊乱的主体身上可导致俄狄浦斯情结的解体，在那里，必定可以看到其致病效果的持久源头。确实，父亲的功能甚至在由某个人来代表的时候，其本身也集中了想象的和实际的关系，这些关系总是或多或少无法应对于本质上的构成它的那种象征关系。’”吴琼甚至还进一步指出：“要注意，在拉康那里，‘父亲’‘父之名’‘父性功能’‘父法’这些说法大约是等义的，它们都意指一切权力，一种功能或律令，一种社会的象征法则和象征秩序。它们都是以父亲的名义宣讲出来的。”于我而言，题目中引用“父之名”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引义而非照搬，因为拉康的东西，其晦涩难懂是出了名的，也难怪吴琼提醒我们：“菲勒斯和父之名，而其幽隐的逻辑行进，尚需我们以超乎经验的‘野性思维’方能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