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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周秘，旁听席上邵母激动起来，“你这个杀人犯、畜生，你为什么不去死？”她冲上前欲厮打周秘，被法警和邵父制止。

法官安慰了女人两句，公诉人开始宣读起诉书。“……本院认为，被告人周秘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触犯了《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人姓张，四十多岁，风度翩翩，是市检察院数一数二的庭辩高手，郝玫多次听过他的大名，是个难缠的对手。

接下来是法庭调查，检方一件一件出示证据。法庭又传讯了几名目击者，证明周秘和邵义有过两次肢体冲突，又一次甚至打到警察局去。

主审法官问：“辩方对法庭出示的证据有没有意见？”

“有！”郝玫神色平静起身，“每一项证据，都有意见。”

“吁……”旁听席响起一片惊呼。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郝玫语速很快，但吐字清晰，“首先我想说明的第一点就是鞋印问题，公诉机关仅凭现场留下的带血鞋印与被告人所穿的尺码、底部花纹一致，并未做进一步的鉴定，就推定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并实施杀人行为是武断的、不科学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一个很简单的推理，这个世界上穿43号品牌运动鞋的人又何止被告人一个，我想请问公诉人，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是不是每一个穿鞋的人都是杀人犯呢？”

公诉人：“当然不是！带血的鞋印只是众多证据的一个，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

“公诉人刚才也说，带血的鞋印只是一个旁证，你们根本没有直接的证据，凭什么来定我当事人的罪呢？”

“辩方律师扯得太远了。”

“好，咱们继续说回鞋印的问题，现在刑事侦查技术这么发达，检方不会不知道‘足迹鉴定’吧？不同的人，即便穿同一只鞋子，也会因为脚掌压力分布不同，以及足迹的纵性轨迹不同，留下的足印也会产生根本性的不同。但检方只粗略测量了足印的长度以及对比了鞋底的花纹，并没有对足迹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就认定这枚足印是被告人留下案发现场的。人命关天，我想知道，这不是草菅人命这是什么？”郝玫愤怒地一拍桌子，发出砰地一声。“我请求对现场提取的足印做进一步检验。”

公诉人：“足迹鉴定在法律界争议很大，出过很多冤假错案，因此本院认为没有进行深入检验的必要。”

“不管如何，鉴定结果是对本案的一个重要参考。”主审法官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郝玫的请求。

郝玫提出的第二项质疑是，根据警方所作的bpa（血迹喷溅形态分析）实验，杀人凶手的身高应该是175—185之间，而周秘脱鞋之后净身高是1米88，超出最高阙值3厘米。

郝玫又拿起那只在周秘车上找到的带血的袜子，“我想问控方一个问题，受害人的血是如何到这只袜子上的？”

见识了那一连串刁钻古怪的问题，控方检察官回答问题已非常小心，“应是犯罪嫌疑人对受害人进行侵害时，沾染上的。”

“是正在进行侵害时，还是在侵害之后？这一点很重要。”

检察官犹豫了一下：“按常理，应该是受害人受到侵害时。”

“检察官的意思是说，当时犯罪嫌疑人实施杀人行为时应该是穿着这只袜子的，对不对？”

检察官硬着头皮应了一声：“是。”

“很好。”郝玫拿出警方勘察现场时提供的一张照片，拍摄的就是这只染血的袜子。“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请看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

郝玫申请当时取证的法证人员上庭作证。“请问这只袜子是在哪里找到的？”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上。”

“具体呢？”

“车后排的座位上。”

“你们发现之后就立即拍照，没有经过其他的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