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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1843年，他创立了融合基督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民俗的上帝教。

1851年，在三十八岁生日这天，他正式誓师，掀起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式农民起义。

这名年青考生就叫洪秀全。

现在回过头，去看洪秀全创立上帝教

注：夏春涛先生在其着作《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认为，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不少学者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相推演，称之为“拜上帝教”，欠妥，应称为“上帝教”。本文采用这一观点。

的这段前事，不难发现其中遍布历史的蹊跷与怪兀：

《劝世良言》，即道光十三年洪秀全在广州获得的基督教布道书；

“丁酉异梦”，即丁酉年洪秀全返乡后做的一系列怪梦；

受洗失败，即1847年洪秀全因动机不纯被传教士罗孝全延迟加入基督教——

这三个“关键节点”互为构件，缺一不可。少一个，洪秀全都不会走上起义道路；或者说，即或起义爆发，领导者也不会是他，也难以成就与太平天国一样的声势。

三个节点，既具草莽气息，又暗含神秘意味。比如看，名为《洪秀全得劝世良言考证——兼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文中大量篇幅，都在考证两件事情：

第一，洪秀全是什么时候得到了《劝世良言》；

第二，又是谁把《劝世良言》发给了他——即前文所述的那“两个怪人”，到底是谁。

针对给出的答案是，洪秀全在道光十三年得到了这本基督教布道书，而非传统学界认为的道光十六年，不过，纠结一个时间，对分析他后来的种种行径并无太大助益；认为，是《劝世良言》作者梁发，在当天亲自将书送给了洪秀全，即“两个怪人”其中之一就是他——

这个。

其中一个“怪人”是梁发，那么另一个呢？

彭先生的文章聚焦在论述梁发是发书者上，但对当日确切的发书人数没有太多着墨。其实究竟是不是“两个”怪人，也有待考究，因为根据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笔下文章：“丙申年在广州考试，逢一异人，着大袖衣，梳髻，传书一部，名曰《劝世良言》”，只有“一异人”；1864年他的亲笔供辞里又写：“偶遇一长发道袍者，另有一人随侍，手持书一部九卷”，一个道袍，一个随侍，又变成了两人。

《梁发传》作者麦沾恩牧师在书中记载说：“梁发和他的同事们在学院分送小书的时候，曾经把书籍一份派给一个青年童生，这个童生的名字叫洪秀全。”这里的记载变成了“同事们”，似乎又不仅一两个人。

1843年来华担任英驻广州领事馆翻译的密迪乐在《中国人和他们的叛乱》中说：“大约在1833年洪秀全二十岁的时候，曾在广州见一位外国教士在街头演讲，还有一中国翻译”，“中国翻译”，指的自然是梁发，但那个“外国教士”呢？

韩山文在《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一书中写：“遇见一人身穿明朝服装，长袍白袖，结发于顶。此人不能操中国语，另有一本土人为舌人······翌日，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二人。”可知一个“舌人”，与上述的“中国翻译”契合；另一个“长袍白袖”、“不能操中国语”，与洪仁玕所说的“着大袖衣”、“长发道袍者”，理当是同一个，也便是密迪乐所说的“外国教士”。

综上，当日给洪秀全发书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彭泽益先生费尽心力考证的《劝世良言》作者梁发，另一个，目前可暂定为一个穿明朝大袖宽袍、结发于顶、不善中国话的外国教士。

这个外国教士是谁？

兴许有听者要发问，纠缠这个人是谁作甚？彭先生文章已说了梁发是直接布书者，洪秀全一切因果都来源于他，何必再追索？

其一，如上所述，梁发是那个“舌人”、“中国翻译”，但是洪仁玕本人印象更为深刻的，以至连续两次着笔记载的，却都是那个大袖宽袍的外国教士。

其二，直接布书者并不一定是“策划”布书者，也就是说，给洪秀全书的人，是梁发，但是命令梁发将书发给洪秀全的，却可以另有其人。

其三，如果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并非偶然——也就是说，那个“策划”布书者，是故意将书交到他手中的呢。

详思立骇。

这只是前菜。第二个“关键节点”，洪秀全读了《劝世良言》，读不懂，将它暗藏起来，可是后面却做了“丁酉异梦”；关于这梦，心态史家有很多解释：器质性精神病，狂躁型躁郁症，身份认同混乱引发行为失常——但有一点，既然洪秀全读不懂这本基督教布道书，何以他发癫的梦中，就出现了那么多异教形象？

到第三——受洗失败。据记载，洪秀全在请求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替他施洗时，遭到两个黄姓助手传教士陷害，自称有酬劳需求，引得罗孝全不满，无限期延迟他的入教时间，也因此成为洪秀全重返广西的人生转折点。

两个黄姓助手，在这事件中似乎是引擎，他们是谁？

除此之外，还有一起重要事件的“关键节点”，也值得注意。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在谷岭起义后被山民关押，后侥幸逃脱，久经挫折来到香港结识了韩山文，从此埋下往后数年在香港流亡交游的种子，也是《资政新篇》诞生的前因。但他能到香港遇上韩山文，却是托了同族亲戚洪升的引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