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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英国（第2页）

第二，一份政府接管前他们代为保管种植园时留下的账目。由于当时他们认为我失踪了（法律上被称为“民事死亡”），因此，他们将我的产业作为一个失踪者的产业代为保管了四年。这四年中，种植园的收益不断增加，最终达到了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个十字银币，也就是三千二百四十一葡萄牙金币。

第三，一份由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出具的账目。这座修道院已经获得了十四年以上的收益。这位院长很诚实，他告诉我，除了捐给医院方面的钱无法统计之外，他的账目上还有八百七十二葡萄牙金币的结余。现在他将这笔钱记在了我的账上。至于上缴国库的那部分，则无法归还了。

第四，我还收到了一封来自我合伙人的信。他非常诚挚地祝贺我大难不死，向我报告了种植园的发展情况，每年的收益情况，种植园目前的具体占地面积，种植情况以及目前的奴隶数量等。他还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向我表示祝福。他告诉我，他在心中默念了无数遍的“万福玛利亚”，感谢圣

母保佑我活了下来。同时，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前往巴西，收回自己的产业；还请示我，如果我本人不去巴西，那么他应该把我的产业交给谁。最后，他衷心地表达了自己和家人对我的深厚友谊，并将七张精美的豹皮送给我作为礼物。这些豹皮可能是从他派到非洲去的其他船只上得来的，而那些货船的航行之旅似乎要比我顺利得多。此外，他还送给我五箱上等的蜜饯以及一百枚没有铸造的金币（比普通的葡萄牙金币略小）。在同一批船队里，还有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人给我运来的一千二百箱蔗糖、八百卷烟草，以及账目上结余的收益（都兑换成了金币）。

现在我的境遇确实与《圣经》中的约伯很相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我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特别是当我获悉自己的财富都已安然地运抵里斯本时，心中的激动简直无以言表。巴西的船只都是成群结队而来的，给我送信的船只上也带有我的货物，因此，在我收到信件之前，我的货物就已经安全地航行在里斯本的河道上了。总而言之，想到即将到手的巨额财富，我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以致脸色苍白，大脑一阵眩晕。要不是老船长赶紧给我拿来了一杯露酒，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让我心智失常，甚至可能一命呜呼。

之后的数小时，我依旧感觉非常难受。

后来，老船长请来了一位医生，终于查明了真正的病因。接着医生给我进行了放血治疗，放完血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身体也开始好转。不过，我确信，如果不是医生用这种方式来缓解我的情绪，让我的精神得到了放松，可能我真的会死去。

我摇身一变，竟成了一个拥有五千多英镑现款的富翁，而且我在巴西的产业（现在我可以用这个词来指代我的种植园了）每年会为我带来一千多英镑的收益，和英国国内的产业一样收益可靠。总而言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当时的心境，也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冷静下来享受这一切。

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当初的恩人，那位善良的老船长。以前，他在我身处险境时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将我从大海里救了起来；后来，在我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慷慨无私地资助我在巴西置办产业；如今，在我时隔多年以后回来，试图收回自己的产业时，他又毫无私心、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一切，并帮我收回了产业。我给他看了我收到的所有东西，并告诉他，除了主宰世间一切事务的天意之外，我今天所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现在是我报答他的时候了，我愿意百倍地报答他对我的恩情。于是，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葡萄牙金币还给了他；然后我请来了一位公证人，起草了一份解除

债务的证明书，以最彻底、最明确的方式免除了老船长欠我的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之后，我又让公证人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作为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管理人，同时让我的合伙人定期向他报告种植园的收支情况，并将我应得的现货交由固定的船队运送给他。最后还有一个条款：在他有生之年，我每年都会从自己的收益中划拨一百葡萄牙金币送给他；而在他过世之后，每年划拨五十葡萄牙金币送给他的儿子。就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报答了待我恩重如山的老船长。

现在我要考虑的是，接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如何处置上帝交给我的产业和财富。说实在的，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情比我独居孤岛时还要多。因为在岛上，除了我拥有的东西之外，我什么都不需要了；而除了我需要的东西之外，我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让我感觉自己身上就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一样，而我要操心的就是如何确保它的安全稳妥。现在我再也没有洞穴可以藏钱了，更不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可以不上锁，就算里面的钱币都生霉生锈了，也不会有人去动。相反，如今我却不知道该把这些钱财放在哪里，也不知道该把它们托付给谁——也许我的恩人，诚实而正直的老船长，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其次，

我在巴西的产业似乎也需要我亲自去一趟。可是现在，在将自己的事情都妥善处理好并将财产托付给可靠的人保管之前，我又怎么能安心地离开呢？起初，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那位寡妇，我知道她是诚实的，而且为人也很正直，可是她年事已高，还很穷困，据我所知，她可能还欠着债。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带着我的财物回到英国。

不过，我还是过了好几个月才下定决心。现在，我已经充分报答了我以前的恩人，也就是那位老船长，而且他对此也心满意足。于是我又想起了那位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她本人就像我忠实的管家，尽心地开导和教育我。所以，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托里斯本的一位商人给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写信，不仅要请他帮我将汇票兑换成现款，而且还要请他找到这位寡妇，并代我将一百英镑交给她；另外，我还请这位代理人当面和她谈谈，安慰一下她，因为她目前生活拮据，境况不好；而且我还请这位代理人帮我转告她，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一直接济她。与此同时，我还给住在乡下的两个妹妹每人寄去了一百英镑，她们虽然算不上贫困，但境况也谈不上有多好。她们其中一个已经结了婚，但后来成了寡妇；另一个妹妹的丈夫待她也不是很好。

然而，在我所有的

亲友之中，我还是找不到一个能让我托付全部身家的人，好让我去巴西的时候能够放心地将全部财产交给他看管。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我。

我曾想过在巴西定居，因为我曾经加入过巴西国籍。不过，我内心对宗教仍有一丝顾虑，因此我没有立即动身。关于这一点，我稍后还会提到。然而，目前阻止我去巴西的并不是宗教信仰，因为以前在巴西的时候，我曾毫不顾忌地加入了当地的宗教，因此现在我就更不会有什么顾虑了。只是近来我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他们中的一员。想到这些，我便不免有些后悔，后悔自己做了一名天主教徒，因为我不想以一名天主教徒的身份死去。

不过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没有去巴西的主要原因不是宗教，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交给谁来看管。因此，我决定带着所有的财产回英国。回到英国之后，我可能会结识一些朋友，或者找到一些忠诚可靠的亲戚。因此，我准备带着我所有的财产回英国。

于是，我开始忙着为回国做准备。首先，在开往巴西的船队即将出发的时候，我决定对来自巴西的那些公正而如实的报告做出适宜的答复。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衷心感谢了他们对于我财产的公正处理；另外，我希望捐出未处理的那八百

七十二葡萄牙金币，其中五百葡萄牙金币捐给修道院，剩余的三百七十二葡萄牙金币用于接济穷人，具体由院长负责执行，并请求善良的神父为我祈祷，等等。

其次，我给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代写了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公正和诚实。至于要不要给他们送什么礼物，我想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

最后，我给我的合伙人写了封信，感谢他在经营和发展种植园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生产和增加收益方面所表现出的正直公平的态度；同时我还就今后如何处理我那部分收益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请他根据我之前已经赋予老船长的权利，把应付给我的那部分收益都寄给他，除非我有新的指示——那样我会另行通知他的；我还告诉他，这次我不仅要前往巴西去看他，而且还打算定居巴西，在那里度过余生。我听老船长的儿子说过，他已经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因此，我还特地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去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意大利丝绸，还有两匹上等的英国绒布、五匹黑色粗呢布，以及一些价值不菲的佛兰德斯花边——这是我在里斯本能买到的最好的布匹了。

这样，我将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我把所有的货物都卖出去了，又将现款都变成了可靠的汇票。接下来我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回英国。我已经

习惯了走海路，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对坐船回英国却有一种莫名的反感。虽然我说不出这种反感的具体原因，但它在我的心里却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一次，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行李托运，但最后我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而且这种情况出现了不止一次，而是两三次。

也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这辈子在海上的确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自己内心所产生的这种强烈的直觉。我精心挑选了两艘船——我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选出我认为最为稳妥的两艘船。当时，我已经将行李都搬到其中一艘船上了，而另一艘船我也已经和船长讲定了。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我挑选的两艘船后来都出事了：一艘被阿尔及利亚人的海盗给俘获了，另一艘则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附近触礁沉没了，船上仅有三人生还，其余的人都葬身大海。总之，无论我当初决定上哪一艘船，我都难逃厄运，至于哪一种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这件事让我烦恼不已，于是我便去和老船长商量对策。他诚恳地劝我不要走海路，而是先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接着渡过比斯开湾到达罗谢尔，然后再从那里走陆路到巴黎——这个线路是最安全和舒适的，最后从那里前往加莱和多佛；或者我也可以先到马德里，然后走陆路穿过法

国。

总而言之，除了加莱到多佛之间的海路之外，我根本不想走任何海路，因此，我决定全程走陆路。因为我并不急于赶路，也不在乎旅途上的花费，所以走陆路显然要愉快得多。为了使旅程更愉快，老船长还给我找来了一位英国绅士，他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很乐意和我一起旅行。之后，我们又选择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年轻的葡萄牙绅士，不过后者只到巴黎。这样一来，我们一行的人数达到了六个，外加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每两人共用一个仆人。至于我，除了我的仆人星期五之外——他人生地不熟，很难担当起旅途仆人的职责——我又找了一名英国水手做我旅程中的仆人。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骑着马，带着武器，从里斯本出发了。很荣幸，他们把我当作这支队伍的队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是所有人当中最年长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身边带着两个仆人，而且我还是这次旅行的发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