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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