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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从比利时列日开往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火车行驶路线可谓蜿蜒曲折——首先要穿过德国和奥地利，然后沿着斯洛伐克西南部弯弯曲曲的边界行驶，最终朝着匈牙利中北部长驱直入，到达布达佩斯。这一路少说要花十三个小时，往多了说，可能要整整一天，这取决于火车经停的站点数量和转乘的次数。从列日市是无法直达布达佩斯的，中途必须转乘。一般人转乘四到五次就可以了，也有人需要转乘七次甚至十次。

了解了这些，你大概能理解为什么说瓦莱里·多尔莫夫的这趟出行安排算得上是一个小小奇迹了——他只换乘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法兰克福站，第二次是在维也纳站。而且全程只停靠了十一个站，就算把布达佩斯站算上也才十二个——耗时绝对不到十三个小时。

不过，这样绝妙的行程并不是多尔莫夫自己安排的，而是出自从不露面的幕后人员之手。这些幕后人员能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列车时刻表，而大多数普通人看到的只是一堆时间数据，他们无法把这些时刻完美地衔接起来。

多尔莫夫心想，幕后人员从地下办公室把巧妙的行程安排呈给上司过目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免不了受一顿唠叨，上司肯定会埋怨“怎么停靠的站点这么多”，而不会为他们的成果鼓掌，或是拍拍他们的背鼓励他们。可是中途停靠的事情谁也没有办法

改变——这儿又没有直达列车。欧洲没有那种可以开上连接城市与城市的立交桥的火车。

瓦莱里·多尔莫夫并不介意火车在中途停靠其他站点，但是他的保镖们都很紧张。每次车门一打开，他都有可能受袭，因为那是刺客混进车厢的良机，至于换乘的危险性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在行动之前，他和他的保镖们已经把换乘的流程一步步过了好几遍。保镖们也跟他强调，必须按照排练时的步骤来。

多尔莫夫很想跟保镖们说，如果真的有刺客，那可能已经在列日火车站和他们一起上车了。不过他也知道，保镖们肯定不会说：“热烈欢迎您来指导工作。”他们能朝自己点点头已经很给面子了。

多尔莫夫是俄罗斯人，今年六十好几了，还好只需要换乘两次，否则，他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带着三个高大强壮的保镖从一个站点跑到另一个站点，还真有点儿吃不消。这倒不是说他身体不好——上次在美国体检的时候，四十岁的医生还夸多尔莫夫血压正常，肌肉也很紧实，说很羡慕他呢！只是他已经一刻不停地连轴转了好几天，确实累了。他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自己能坐着就不站着。只要能让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叫他干什么都行。

搭火车这个主意是多尔莫夫自己提的。搭飞机肯定能更快到家，不过他告诉接头人，那些搜捕他的美国人肯定已

经派人监视了各个机场，甚至可能已经在机场安保人员中安插了眼线，伺机暗中下手。当然，那些人也不会放过火车站，不过火车站鱼龙混杂，人群密集，就算他带着保镖，也能藏得比较隐蔽。好吧，说实话吧，他就是讨厌坐飞机。在火车上，他想什么时候上厕所就什么时候上，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一点可太重要了，而在飞机上就没那么自由了。

其实多尔莫夫知道，就算自己提议坐飞机回莫斯科，局里的人也不会同意的。这倒不是因为坐飞机更容易被追踪，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让他安分点儿，不要有那么多想法——诚然，他能回国，俄方很高兴，但也不会让他得寸进尺。局里的人肯定会装模作样地给他使点儿绊子，好给自己的工作增添一点儿乐趣。多尔莫夫倒是不介意。他也可以做做表面功夫，让局里的人知道——在美国这三十五年里，他并没有“恃宠而骄”。

话说回来，随着年纪渐长，多尔莫夫对很多事情都变得比较包容了。如果是在二十年前，他早就无法忍受那个此刻正在车厢过道上跑来跑去、用比利时法语大声说话的小丫头了。如今，他竟然能宽容到接受孩童们幼稚的行为，比如他们一听到要搭火车去旅行就激动尖叫的样子。他知道，要不了多久，这些小屁孩就会长大，会在学校和社会受一些教训，最终成

为无聊的平庸之辈，扮演着良好市民的角色。当然，还有另一种成长之路，那就是变成愤世嫉俗的“炸药桶”，常常用一些错误的标准和看法去挑别人的毛病，好让自己显得很特别、很有想法。

坐在多尔莫夫身旁的保镖问他想不想喝咖啡或茶、需不需要吃点儿东西，都不知问了多少遍了。多尔莫夫没看保镖，只是摆摆手、摇摇头，仍看向窗外。坐在他们对面的两个保镖看起来就是普通的俄国壮汉——表情坚毅而冷酷，眼神比其他乘客更警惕。

多尔莫夫身旁这个保镖就不一样了。他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没什么经验的样子。多尔莫夫甚至怀疑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因为他似乎不知道，作为一名保镖，只要安静地坐着，摆出一副“我是恶犬，生人勿近”的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小保镖一直在问多尔莫夫要不要吃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坐得舒不舒服，以及需不需要毛毯。

多尔莫夫想起……好吧，尤里确实说过很多人都抢着要护送这个“出手大方的科学家”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呢。这个尤里，说话总是那么夸张。多尔莫夫想，尤里的这种说话习惯可能和他的工作性质有关。这么多年来，尤里一直在东欧和西欧之间斡旋，这样的工作难免会让人变得诡诈古怪。

东欧和西欧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无法互补的——俄国妈

妈可穿不下麦当娜的紧身衣。多尔莫夫打从心底里相信，柏林墙倒塌和随后的苏维埃政权垮台，其实是由三种因素直接造成的：麦当娜、音乐电视台以及香香的厕纸。而互联网的诞生则推动了整个世界不断向前，现在已经没有人想回到从前了。

说起从前，不得不提难忘的1984年。就是那一年，美国人找到了多尔莫夫，说会为他提供天堂般的高科技实验场所，而且不受秘密警察的监管。多尔莫夫一开始觉得听起来不错，从而被哄到了美国。不过，经历了三十五年那样的生活，他已经知道秘密警察是无处不在的，就算你没有身处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pageNote#0，也不意味着你是自由身——只不过你用的厕纸比犯人的更软一点儿罢了。

而且还有道德问题呢。

唉，天啊！

多尔莫夫一直希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又正直的人。也许在和平年代，“品德高尚”和“正直”是比较难以精准定义的品质，必须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但是多尔莫夫出生的那个年代，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品德高尚和正直并没有那么难。

多尔莫夫逃往美国，当然不是为了收看音乐电视台或为了用上香香的厕纸，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离开，他的科学研究迟早会成为党争的工具。他不想某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丢到古拉格集中营去了。在那个鬼地方，除了能在背后

文一个威风凛凛的教堂文身，这辈子再没有别的指望了。

逃往美国，难。下决心离开美国，难上加难。

突然，坐在多尔莫夫左边那个年轻殷勤的保镖又问他需不需要枕头，一下子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多尔莫夫还是摇摇头。坐在他对面的那两位保镖不动声色，但多尔莫夫看到他们悄悄对视了一眼。也许他们在疑惑，为什么那个年轻保镖这么烦人呢？多尔莫夫心里暗笑，这个年轻人还嫩。他现在的行为和那个在过道上跑来跑去且不停地碎碎念的小丫头一样烦人，不过，被流放了三十五年，多尔莫夫宁愿多听听自己的同胞说俄语，也不想再听那些人说话，哪怕他们的口音很好听。

那两个保镖一路上基本没有说话，除了沟通换乘计划的时候，以及检查他身上是否有窃听器和GPS追踪器的时候。现在的追踪设备都非常迷你，任何人都能把它们放到你身上，哪怕只是在街上看似偶然地擦肩而过，或是在火车站，甚至当你坐在火车的座位上时。一旦那些人成功了，就意味着你们的计划会暴露无遗。

多尔莫夫很清楚这些把戏。美国佬们在不经意间教会了他很多监控手段。在美国，时不时会有一些看起来不可能是间谍的人想要监听他在实验室的动静，甚至监听他家的动静。他一般都能识破那些人，因为他们为了靠近他，总会编造出一

个没人听过的政府部门的名称，说自己是那个部门的人。一发生这种事，多尔莫夫就不会在实验室继续工作了，直到人们把实验室清理干净——他要求清理整个实验室，包括洗手间。那些想要探听他和助手的工作内容的人，只能从窃听设备中听到早已准备好的虚假消息。

多尔莫夫并不是因为感觉受到监视才决定回国的。他很清楚，自己在莫斯科只会处于更严密的监控之下。不过，俄罗斯政府不像美国政府那样，对监视一事遮遮掩掩。在俄罗斯，你能猜到是某一群人、某一个部门在监视你。而在美国，民众总是在争取隐私权，说什么政府也无权侵犯个人隐私，等等，所以那里的人只好把窃听器越做越小，隐藏手法也越来越高明。

后来，“9·11事件”爆发了，就连普通民众都在思考，到底是要争取个人隐私权，还是以公众安全为重。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以前没有窃取过民众的信息，对于一些被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不管多么隐私的事情，美国政府也照查不误。一些情报机构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这个词真是太好用了，只要用了这个词，他们就可以不解释自己的行动，有时甚至可以不承认采取过行动。

政府监视只是一方面。让多尔莫夫完全无法接受的是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要求。他一直在想，等他觉得忍无可忍

的时候，就永远离开美国。后来他明白了，那些美国佬是不会让他退休回家颐养天年的。他的知识太重要了——他已然成了一个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也是从那时候起，他打定主意一定要逃离那个鬼地方。

回家去！

多尔莫夫当然也很明白，为什么自己回俄罗斯会受到欢迎。把脑子里宝贵的知识带回去，顺便打击美国，可谓一石二鸟，这才是俄罗斯政府的目的。

不过这些对多尔莫夫来说没什么意义。回国后，至少他能尝到一大碗地道美味的酸辣浓汤。再来一大杯格瓦斯#pageNote#1——真正的格瓦斯，不是美国餐厅卖的那种掺了糖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