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流浪记（第2页）

没有流血、没有牺牲，“野百合学运”成了压垮国民党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钊维记得，运动结束的那一天，阳光特别明媚，学生一哄而散，台湾清华大学成了最后一支离开广场的队伍。他们一起喊道：“我们还会回来的！”然后志得意满地拉队退场。

三

专制的阴霾消散之后，竟是真空。

许多深受解构主义文化影响的台湾知识青年对权威的敬畏已然土崩瓦解，他们难以融入当时主要由70年代出生的文化人把持的主流进步知识分子圈，对政治也产生了厌倦和疏离之感。他们或抱团或独自乱闯、碰撞、寻找出路，张钊维和他的朋友们“碰”出了《破周报》。

1994年《破周报》

《破周报》的首任美编，拿起一张白纸，撕撕撕，撕出了一个“破”字，揉一揉，再展开，就成了报纸的题头，沿用至今。

在《破周报》创刊初期的同仁

合照中，这些“主创青年”们穿着破旧肮脏的各色文化衫，男男女女三倒五歪地倚墙而站，身材最高站在最边上的张钊维，一头蓬乱的卷发，穿着凉拖鞋，却两手握拳，一手在前，一手顶腰，站成了“志士”的姿态。

1994年《破周报》团队

“早期的破报就是乱搞，搞到印刷厂都不知道要怎样印。”张钊维笑着说。然而就是这份“乱搞”的报纸，对当时的文化界造成了相当的冲击，成了青年小众文艺与思想的出口。直到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破周报》仍是台湾青年文艺界最具代表性的刊物。

然而，即使有一起“乱搞”的同伙，他内心的不安和空虚依然尖锐地存在着。想要反抗，却没有对手，想要前进，还没有找到方向。“那是一个混沌的时期”，张钊维说。

与此同时，台湾的电视产业迅速开放，从原来的三个频道激增到四十余个频道，观众对电视节目的需求迅速增长，一些电视台遂买来岛外大台制作的纪录片来播放，张钊维在这些纪录片中看到了表达的另一种可能，他被片中深邃的探索思考和多层次的表现手法所打动，“这就是我想做的东西”。

1995年，从研究所毕业后的第三年，张钊维赴英国学习纪录片制作。

同在这一年，家人拿着他的生辰八字找到算命先生，一卦下来，其他的谶语他都已遗忘，至今不能忘

记的只有四个字——“天生反骨”。

四

1997年学成归来后，张钊维开始零散地接到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有一次公共电视台在征编导，我去报名要考试，考试那天睡过头，就没有去。”张钊维似乎仍然在说今天的菜放多了一点盐。当时招考的主考官董克景对这名考生的未曾露面却深感疑惑，于是他细细阅读了张钊维的简历，观看了他的已有作品。

1996年于英国

1998年于台北

在错过考试的几天之后，董克景找到张钊维，告诉他公视有一档与地下文艺相关的节目准备拍摄，问他是否愿意接下导演之职，张钊维答应了。

几年之后，张钊维在台湾纪录片圈已经小有名气。他与公视合作拍摄了关于“白色恐怖”、“保钓”、本土艺术、资讯产业等多个领域的纪录片，纪录片导演的路似乎已经向他展开。但张钊维自己却觉得这条路快要走不下去了，“因为一直在重复，一些大的项目，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开展不下去”。

2002年于台北殷海光故居

2003年、2004年的台湾，刚刚进行了首次“政党轮替”，在“蓝营”学者垄断意识形态近60年之后，“绿营”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渴望显现。偏“绿”的顾问学者们开始对“公视”筹拍的纪录片的题材与立场指指点点，许多纪录片工作者感于创作自由被压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