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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支点

夏末蝉声，台北中山堂广场对面，我跟徐老师在一家上海老菜馆吃饭，谈纪录片。

这是一个多重历史空间的重叠。中山堂曾是日据时期的公会堂，许多日本官方的活动，包括典礼与演唱会，都在这里举办；战争结束时，这里是日本投降的地点，之后，蒋介石也在这里首次公开与台湾民众会面。

国民党退到台湾时跟着来到台湾的，还有许许多多大陆各省份的人员，包括后来开了这家上海老菜馆的老师傅。

这家馆子隐在巷弄一角，一点也不起眼。在狭窄拥挤的饭馆空间里，徐老师问起我与纪录片相关的写作计划，我告诉她我这一年来的经历与思考——我正在对于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华人社会里的真实，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真实，恰是我们所认定的纪录片根基之所在。

徐老师一口一口扒着香喷喷的上海菜饭，一边听我述说这些尚在发展中的思路，有的上下跳窜，有的东拼西凑，她咀嚼着，没有发表评论。突然间她转头，跟我提起了她在70年代因“反革命”罪而坐牢的经验，细细描述了被捕过程、监狱的格局特色，以及她在国营纺织厂里当女工的细节。

徐老师低沉的“京片子”，一贯舒缓的节奏语气，只有描述，没有怨怼、没有遗恨，仿若无痛拔牙，轻轻巧巧地把我带进她四十年前的生活情境里头。

我其实暗暗

吃了一惊：她为什么突然要跟我分享这些？假如当时有一具摄影机在场拍摄，那么，不知情的观众或许会觉得，上一秒还是我陈述自己对纪录片真实的反思，下一秒则转成她在70年代的跌宕经历，两者似乎做了一次跳跃式的蒙太奇剪接：既是不同生活时空的跳接，也是不同思维向度的跳接，更是不同世代命运与不同政治体制的跳接。拉回到饭桌上，她似乎认为我这个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反攻大陆”口号底下长大的台湾孩子，对于她在“文革”末期的那段遭遇，以及许许多多对我而言似清晰又模糊的人名，可以有着无缝衔接的自然体会。

我衷心感谢她自然而大度的分享。事隔三个月，于今回想起来，我已不太记得上海菜饭的滋味，但我清晰记得她细细跟我述说的声调。

我揣想，她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回应我所陈述的关于什么是真实的思索。但重点在哪里？着床之处何在？真实，是她对于自身经历的如实描述吗？是对于当下情境的某种隐而未显的感怀吗？是对历史与命运的大江大海投以轻轻巧巧的小石头以取得如涟漪般的感叹回声吗？其实，在她的陈述与我的陈述之间，有着重重叠叠的、如法国学者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的，历史与人文观念的皱褶，在缝隙处堵满灰尘、积屑与霉斑，一折又一折

横亘其间，需要被一一扒开、清洗。

那一阵子，在不远处的中山堂大厅里，许多两岸四地的纪录片工作者齐聚一堂，依各自的经历与情感，扒开各种不同的历史与人文观念的皱褶。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华人纪录片提案会，各个导演与制片人轮番上台提案，介绍自己正在进行的纪录片项目，争取国内外各种资源的支持，以让这些真实故事可以被完整述说，并且被看见、听见：

一个在黄河边上牧羊，曾经快乐地在河畔独自扭起秧歌的老牧人，如今在风沙之中，面临草场退化、孙辈远走他乡的处境，而愁眉不展。

EX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CCDF5

一个在二战结束前夕到冲绳讨生活的台湾女子，战后留驻在冲绳的离岛，故土回不去、日本融不入，儿子去东京求学之后，抛弃自己的固有认同，抛弃家庭，改换日本姓名，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音信全无。老奶奶如今白发苍苍，一生的记忆从此定格在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战前的台湾。

一个曾经辉煌于上海外滩的西服裁缝家族，经过1949年前的战乱，搬迁到香港重新起家，又经历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冲击，终至飘零世界各地。如今，移居北美的孙辈正打算用影像的方式，把家族流离的历史，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

一个打工出身的大龄未婚南方女子，漂流到上海，再到北京

，自学画画，寄身于美术学院的厨房，一心只为完成生命的图像。她的素描作品令美术大家惊为天人，但她拒绝办展，更拒绝出售。只因她的生命尚未准备好面对这个纷杂的世界。

同样是艺术题材，一个只身随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美术学生，不满于后来的高压管制，趁机会出国留学，其实是自我放逐，最终落脚于英格兰北方乡间，在起伏田野上一砖一瓦独自建造一座前卫美术馆。他的故事，在那遥远的异乡，尘封了五十年。

将近七十年前，蒋介石携手宋美龄，在这里接见广场上的台湾民众，这个故事我们已经熟知；而七十年后同一个空间，我们在这个提案会上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来自内陆海滨、城市乡村、本土他方、过去现在，还留存在历史与社会皱褶里的华人故事，有的激情，有的冷峻，有的温暖、有的悲怆；有伤害，但也有情爱；有怯懦，但也有勇敢。它们都等待被吾辈共同伸手，去轻轻扒开，被柔柔清洗。

但，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伸手呢？这还不是钱与制作资源的问题。故事并不仅仅要被成功讲述，更要被看见、被听见、被传诵，方能真正达成熨平历史与社会皱褶的目的，这也是每一个故事该有的天命。

但在华人社会，我们真的在乎真实故事，在乎真实吗？我在台下聆听这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怀想这些主人公

，他们愿意透过导演之眼，真挚地向我们敞开其生命的起伏跌宕、壮阔与幽微，敞开他们的喜与悲、痛与爱，这其中所有纠结的心境与复杂的期待；再思及这些影片未来在华人社会的命运，在各种历史与社会皱褶的制约底下，将远远不及商业电影、电视剧、广告与网络微电影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我不禁深深为之悲哀。

台下我的国际同行们，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或许不会有我这样的悲哀。在他们的文化脉络与传播环境里，纪录片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即便面临各种来自其他类型影片的强大竞争，他们的观众依然保持着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对自我与他者的根本好奇。他们在乎什么是真实，他们愿意直视真实，他们愿意讨论真实，他们愿意咀嚼真实，即便那是不堪的、难以消受的；他们知道，唯有掌握了真实，才掌握了生命自我，以及整个世界。他们愿意知道苹果乔布斯的自我中心，他们也愿意知道阿里巴巴马云的胼手起家，他们愿意知道华盛顿的各种纵横谋略，他们愿意面对瑞士安乐死诊所里求死的病人，也愿意认识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对自杀者进行拯救的义工。

因此，纪录片是我的国际同行采购项目的大宗。华人纪录片尤其是他们关注的项目。

我以为，西方社会对于真实的兴趣，乃至对于真实的判准，来自超越现世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