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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山谷（第1页）

※纪录片的山谷

李宗盛以《山丘》提炼自己的生命感悟。在此我则要说说山谷。山丘有形，山谷无形；无形山谷跟纪录片有何关系？

纪录片《龙哥》拍摄一个南方的江湖混混的故事。他吸毒、贩毒，大恶不成，小恶不断，最后锒铛入狱。导演周浩在长达两三年的拍摄中，一方面要保持跟拍摄对象的关系，以让故事进展下去；另一方面也要应付拍摄对象突如其来的“骚扰”请求：要求导演接济。在影片中，导演诚实地面对并呈现了这种拉扯与伦理难题。故而，导演决定英文片名为“Using”，亦即，相互利用。

纪录片工作者跟拍摄对象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吗？纪录片工作者要如何面对、处理与消化这种关系？有一句闽南俗语说：“捏着怕死掉，放开怕飞掉。”太紧了，怕相互纠缠，导演无法抽身，影片就无法成型；太松了，怕拍摄对象无法敞开真心，导演无法进入对象的内心世界，影片就无法深刻精彩。这是纪录片工作者的天然难题。

在今年一个题为“纪录片人是怎么炼成的”论坛上，刚完成一部关于父子伦理关系之纪录片的导演沈可尚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会是纠缠一辈子，还是摄后不理？如果是摄后不理，那纪录片的拍摄就纯然只是一种相互利用：被拍摄者满足了表达欲望

，拍摄者满足了创作欲望。这样的状态，如在开始拍摄时就已浮现，那对影片本身其实会造成伤害。最简单的层次是：被拍摄者尽情在镜头前“演出”他她的“真实”，而拍摄者尽情地捕捉这种“演出”，如同商品交易。这样的状态，一般不是认真的纪录片工作者愿看到的；对于被拍摄对象，这种以“演出”为基底的交心，究竟是在贩卖自己的灵魂，还是会达成蝉蜕般的升华？不言而喻。

然而，被拍摄者因为对导演的信任，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镜头，而躲在镜头背后的导演，有多大能耐、多大勇气可以承接这么沉重又深刻的交付？当作品完成的一刹那，这样的沉重与深刻，就解脱了吗？

有人说，在剧情片，编剧是导演；在纪录片，上帝是导演。如此，人世间的纪录片导演不过是上帝的使者；但纪录片工作者又有多少能耐与准备，可以担负起上帝使者的职责？

听闻沈可尚的问题后，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想象山歌对唱时，山谷这边的首唱者唱一句“阿哥今日放声唱”，山谷那边的应和者回一句“阿妹如花心情开”，如此往复，可能是一搭一唱、彼此倾诉，也可能是持久拉锯、拌嘴吵架，如此构成了一段精彩的山歌对唱情景。纪录片工作亦复如此，首唱者是拍摄者，应和者是被拍摄对象；彼此之间一搭一唱，或是

拌嘴拉锯，就构成了影片。

千百年来，山歌对唱的情境令人神往，其形式无不令人着迷，但有一个根本要素常被世人忽略，那就是，那个山谷。

那山谷制造了回响，让唱和放大；那山谷延迟了声音的传达，让延迟过程中的自我咀嚼发生；那山谷产生了心理上的安全距离，让彼此放开心怀；那山谷是一个想象空间，让彼此的情欲投射在超乎日常情境的限制中，被创造、表达出来。

那山谷，是虚的，摸不着看不见，但又真实存在。那山谷，令阿哥与阿妹之间、拍摄与被拍摄者之间的爱恨情仇有了一个被置放、包容与反射的升华空间。那山谷，是一个超越现实，但与现实并存的共同空间；找到或是创造那样的空间，是上帝使者的基本任务。

我的拍摄对象多是知识分子，或是有知识分子质素与底蕴的文化或社会工作者。在拍摄中，我跟拍摄对象之间，有现实的拉扯，但也彼此摸索着一个超越这现实拉扯之上的共同想象。这个共同想象，或是基于对社会或文化发展的某种理念，或是对于生命态度的某种理解；如果没有这些共同想象，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彼此无法敞开，拍摄完成后，就会断却牵挂，各自回到生活常轨，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在各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不同组合之间，他们所创造的共同想象、共同空间，或是关于社会

文化理念的、关于生命态度的，或是关于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或是跟影片无关的生活情趣……我常觉得，导演的眼睛，一只用来透过镜头审视被拍摄者的当下状态，另一只必须飘浮上空，审视着时空流变中的自己与被拍摄者。当关机时刻来到，那只飘浮上空的眼睛还在，还能不关机，还继续与彼此双方产生关联、对话，那么这个影片，不论卖座与否、得奖与否，对双方来说，也就有了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