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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生与阿生（第1页）

※湾生与阿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10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台湾方面的受降典礼；随即，在相关规定要求下，所有在台日本人必须在短时间内返日，只允许携带少量行李财物。这批被遣返的日本人共有30万，其中有8万人在台湾出生，这些在台湾出生的新一代，被称为“湾生”。

将近70年后，当年在仓促间踏上未知旅程的湾生，如今都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其中一位湾生的后代田中实加，抓紧这些人最后的生命余光，走访了数十位湾生，探访他们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并且回到他们在台湾的出生地，去看自己的先辈们诞生、成长的地方。这个过程中，田中实加跟导演黄铭正合作拍摄了其中几位湾生的故事，制作了纪录片《湾生回家》。

影片中的湾生，出生背景各不相同。大部分人的先辈是当时响应日本帝国号召来台湾，多半落脚在东部，引进日本的稻种开垦水田。他们跟少数民族（多为阿美族）杂处在一起，在这里出生的日本孩子，也跟少数民族的孩子们一起成长，享受充分的自然洗礼；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湾生回家》剧照

另外有些湾生，成长在西部的都市；他们的先辈，可能是“总督府”里的文官，有的则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其中一个气质优雅的老

奶奶家仓多惠子，回到当年念书的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今天的北一女），触摸着70年前留下来的栏杆、窗框、置物柜，所有的美好回忆都涌上心头。对这些湾生来说，台湾是他们生命依恋的所在，是他们真实意义上的故乡。

《湾生回家》剧照

许多湾生在回到日本后，遭遇各种挫折甚至歧视：父母找不到工作，自己的日语口音被认为很奇怪，生活习惯与步调差异极大。他们经历了极大的努力与痛苦才能融入日本社会。在中国台湾被视为日本人、在日本被视为中国台湾人，这是他们抹不去的认同错位，也是生命中的巨大阴影，挥之不去。尽管他们在日本度过绝大部分时光，但心灵总是空缺了一角。家仓多惠子说，一直到几年前她读到五木宽之与塩野七生的《午后的两人音符：异邦人对谈》，才醒悟：“原来我是永远的异邦人。”

异邦人，在中文里又称“异乡人”，是一种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感受，或者痛楚。

1942年，出生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加缪，出版了《异乡人》一书，就以一种存在主义哲学态度，处理这种感受。相对于在当时台湾出生的日本人被称为“湾生”，我们把出生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称为“阿生”。在帝国主义式微的20世纪中叶，年轻一代依偎于殖民地与母国之间，

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认同与出路，并非日本独有的经验。《异乡人》所表现的，是一种巨大反差与压力下，熔铸出的无所谓、无目的、无追求心态，进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下，都市年轻人的某种心理共性。

这种“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反差与张力，可以让人消极、让人思考“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同时，也可能成为构成新社会、新时代的创造力来源。战后日本许多成就斐然的艺术家，其实都出生于帝国占领下的他国领土，包括指挥家小泽征尔、电影导演山田洋次（出生于伪满洲，“满生”），电影演员三船敏郎（出生于青岛，“华生”）；前述《异邦人的对谈》的作者五木宽之，年少时期在朝鲜成长（“朝生”），战后被引渡回日本，成为名满全国的作家。

是故，那种失根流离、被迫迁徙、异文化的跨越，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可能是对年少时期的无尽乡愁，可能是终身被“异乡人”的标签所绑架，可能是始终融不进主流社会的边缘感与孤寂感，但也可能成为文明改造与创作的土壤养分，而对母国甚至全世界产生影响。

其实，这种“异乡人”的感受，不免也沾附在1949年之后来到台湾的所谓“外省人”身上。虽然性质迥然不同，但外省人也跟湾生、满生、华生、朝生，乃至阿生一样，经历了流离、被

迫迁徙以及同根源但不同环境的文化氛围。战后初期，他们或许在政治地位上有其优越性，但随着台湾社会的多元发展，他们的既有优势不在，甚至有些外省人后代急于把自己的外省标签拿掉，融入本土社会。这样的经验，或许跟湾生们有些共通之处。或许，当战争结束70年后，《湾生回家》的故事在台湾社会受到许多关注的同时，台湾外省人及其后代的“异乡人”经验，乃至对这经验的反刍与再创造，也会在充满人情味的台湾，有其适切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