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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1页）

第一章

红色基因的养成与传播

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

（一）“电影五人小组”：中国电影“红色基因”的开启

1935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金城大戏院人声鼎沸，电影《风云儿女》在这里首映，并取得圆满成功。

那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呢，日后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扎堆似的在一部影片中相遇了。

博得观众青睐的，首先当然是主演袁牧之，这位有着“千面人生”称号，后来做过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厂长、首任国家电影局局长，开创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浙江人，当时才26岁。“袁牧之先生的演技，还能保持其一贯的认真作风，一般地说来，他毕竟还是这个影片里最努力而且也是最好的一个。”#pageNote#0影评家如此赞赏道。

民族危亡时刻，个体的生命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和事业才更有价值？战争的阴云，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向普通民众逼近，继而全面地改变着每一个个体的性格与命运？电影《风云儿女》通过对青年诗人辛白华放弃安逸的生活环境，走上华北抗日前线的生动描写，给每一个身处战争后方的中国人以警醒，也给每个人以答案。

电影的剧情编排来自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田汉。

集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等职业于一

身，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左翼电影的奠基者之一的田汉，为《风云儿女》创作了故事梗概，以及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可他还没等把故事梗概拉深拉长，就被秘密逮捕了。

面对电影可能夭折的危险，一位被称为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大人物挺身而出，他揣摩着田汉的心思，捕捉着诗人的敏感，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把简单的故事梗概写成了完整的剧本。他就是夏衍，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次创作成为他与田汉的一次完美合作。

影片的导演也有着鼎鼎大名，他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联”发起人之一，任左联“美联”主席的许幸之。

更“幸之”的是，许幸之请来在1919年和他同年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的同学吴印咸担任摄影。这位日后同样担任过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电影摄影大师级的人物，把自己的银幕处女秀奉献给了《风云儿女》。而作品一出，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李少白在《技娴艺湛相得为文——论吴印咸的艺术道路及其电影摄影》中写道：“画面是上海夜色中一座摩天大楼的远景，镜头向上缓缓摇移，现出大楼顶部；再下摇回至原俯拍机位，又向右横移摇拍城市建筑和黄浦江景；再切接住宅区楼房景；再接男女

主人公居住的那栋楼房的全景；再接楼内景。”经过这样一连串的“摇摄”，“既清楚地展现了人物的行为、动作，又给观众以视界不被取景框所局限的假象，感觉上很舒适”#pageNote#1。

然而，追求艺术完美的袁牧之却对初剪之后的样片不满意，认为自己可以在其中表现得更好，一些场面也可以更完整。他拉上成功研制出中国最早录音机之一的司徒慧敏来找夏衍，希望影片能够重新拍摄。在大家的殷切期待下，夏衍带领着摄制组部分重拍，并重新剪辑，经过深入加工制作的影片最后面貌一新。

成功，从来都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

影片公映后，人们被里面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打动了，音乐家聂耳用他的音乐旋律与大家在电影中相遇。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首唱，而首唱之人就是袁牧之。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它在诞生的那一刻，就击中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的心灵。

比这种心灵直击还令人激动的是，夏衍、田汉、袁牧之等人在《风云儿女》中播种的左翼电影的基因，在日后不断成长并开出红色的花朵，最终汇集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当中，然后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开遍全国。

1935年，对于沈乃熙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就在这一年，他写了短篇小说《泡》，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在这篇

小说的作者位置上，他第一次使用了“夏衍”这个名字。也是在这一年，他“遭当局缉捕，蛰居避难时写了《赛金花》《自由魂》（《秋瑾传》）等话剧剧本”#pageNote#2。

可以说，1935年前后的夏衍，正如他电影剧本的代表作《狂流》与《春蚕》的名字一样，在“狂流”的“浪遏飞舟”里，中流击水；更如“春蚕”，倾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奉献着青春与呐喊。

1900年10月30日，浙江省仁和县彭埠镇严家弄（今属杭州市上城区彭埠街道）一户沈姓人家喜获麟儿：沈乃熙（夏衍）出生在这烟雨氤氲的江南。在夏衍的童年记忆里，蚕是他童年最深切的。

夏衍3岁的时候，父亲沈学诗中风离世，母亲徐绣笙独自撑起了全家的生活，养蚕是全家重要的生活来源。小小孩童像母亲一样，了解蚕的所有生活习性。他也和母亲一样痛恨老鼠，因为那些到处乱窜的家伙是蚕最大的威胁。于是，他又与母亲一样，偏好养猫。童年的夏衍，坐卧起立总有一只小猫相伴，这种喜好甚至贯穿了他的一生。今天，我们看到的夏衍先生的一些旧照，其中还有一些是他抱着小猫的合影。

母亲独立的精神、自强的性格、慈祥善良的品德深深地影响着夏衍，渗入他灵魂的血脉，在他成长的每一步汩汩流淌。夏衍6岁入私塾，习读《三字经》《论

语》，15岁被公费保送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学习。五四运动爆发时，19岁的夏衍在浙江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联合会代表，随后，参与创办《双十》《浙江新潮》。此时的夏衍，尽管年纪轻轻，但已经颇为引人注目。

1920年9月，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坤毫不迟疑地在写有夏衍的公费留学日本推荐名单上签名，他被夏衍的勤奋努力、八斗才情所吸引，认定其将来会有大出息。三个月后，夏衍到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习电工技术。

1924年，内心充溢着火热情感的夏衍才情初露，将一篇旧作重新做了修改，把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自己未婚妻的思念淋漓尽致地表达在其中，并取名《新月之下》。随后，他把文稿寄回上海，不久之后刊登在一本叫作《狮吼》的半月刊杂志上，这是他小说作品的处女作。

1926年，夏衍从日本明治专门学校毕业，随即免试进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继续深造。

在日本留学期间，夏衍接触了日本的共产党，频繁地参加日本的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此时的夏衍，年轻的躯体里有着一种深切的冲动，他在寻找自己认可的社会进步的思想与文化的动力。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成立了艺术家联盟，他们想把血管中的血以艺术的方式流动，

将血中的热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能量。不久，夏衍就成了联盟的骨干。

1927年4月，东京警方获得了夏衍不断参与日本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证据，要求夏衍离开日本。回国不久的夏衍，在上海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年之后，经过充分酝酿，夏衍与鲁迅等人筹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夏衍任执行委员；后来，他又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此时，他的对外公开身份是海外归来的戏剧家、翻译家。

1932年，名气日隆的夏衍被当时大上海赫赫有名的电影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请去做编剧顾问。当年7月，在他的推动下，左翼戏剧家联盟下面成立“影评人小组”。第二年，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夏衍与阿英、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等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小组，夏衍为组长。“电影五人小组”的成立为左翼电影的发生发展准备好了条件。

193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上海一家雅致的咖啡店里，明星影片公司总经理周剑云轻轻放下咖啡杯，几句寒暄过后，满怀敬意与期待地问坐在对面的夏衍和钱杏邨、郑伯奇，是否有意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剧顾问。

来咖啡店与周剑云见面，是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文艺战线活动的瞿秋白的主张。夏衍等人对周剑云的邀约给出了热切的回应，但他们

也同时提出，需要在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一、编剧顾问的任务是每月开编剧会议一至二次，讨论将要开拍的剧本，提出电影剧本或故事素材；二、对公司内外可不用真名，公司担保不暴露他们的左翼立场与政治面貌；三、每一顾问每月车马费50元，写剧本另付稿酬。”#pageNote#3“作为一支队伍庞大的新生力量，这些左翼文化人很快便对整个电影创作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pageNote#4，“1932年，中国电影开始‘向左转’”#pageNot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