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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旭非常感动，连声音都有点哑了：“哦，毕岚，你知道吗，这么做要失去很多，这样的人没有童年，他们的人生是非常乏味枯燥的。”

卫旭慢慢的说：“我小时候，爸爸对我要求非常严——我爸是老三界毕业生，下乡知青，家庭成分也不好。我妈是大队书记的女儿，我爸靠娶了我妈，才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所以我爸求学的非常强烈，他一心想在我身上实现他自己年轻时没能实现的梦想，但是后来，我的表现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接触奥数，开始是县中心小学的老师教，那时还压力一般般，但是上初中后我每个寒暑假都参加省级培训，当时是参加数学物理两门，初中时我两项都拿了全国金奖，不久后由中科院对我们进行培训，目标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我不得不放弃物理，把全部时间都投到了数学上，但是最终却没能进入国家代表团。然后是高考，我拒绝了保送名额，一心一意冲刺全省高考状元，却发挥一般只拿了第五。这两次失利使我意识到强中更有强中手，我并不是最优秀的。”

“我从上初中起，就没有寒暑假，也没有周末。如果那一天我没有什么安排，我就会早晨6点起床，跑完晨跑，吃早饭，从8点起看书做习题，到11点吃午饭，吃完午饭睡一会，然后从下午一点继续看书做作业，直到下午4点。然后稍微休息休息，吃晚饭，看会新闻，出门运动一会，9点左右上床睡觉。我每天保证这6个小时全神贯注的学习时间，你说很多吗？好像并不多，但是为了保障这6个小时，人就没有玩耍游戏的时间，我整个少年时代都是非常枯燥的。”

“上了清华后，竞争非常激烈。清华的课程本来就是老师上课45分钟，下课自学3小时，我为了能修完数学系的课，一直在不断的上课，看书，做作业中，我吃饭都是三口两口咽下去的，路过布告栏我从来都只能匆匆瞅上一眼，从没停下脚步仔细欣赏过。我每天除了一早一晚在操场上各锻炼一小时外，都在学习，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我就背英文字典。我以全系第一名毕业，但是本科五年，我的生活是一片空白。”

“本科毕业后我跟张老师读博，其实大四起我就为他工作了，跟着张老师，活是干不完的，因为张老师对学生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非常敏感，他布置下的任务都是循序渐进的，每一指令都是清晰明确的，每一个课题都是力所能及的，只要我去努力，就能完成，一完成就能出论文，于是我就不停的做，他就不停的给我派新任务，我就不停的完成然后写paper。我经常的睡在实验室，我的生活就是实验室，食堂，操场，寝室，另外就是过年回家3-5天，每到周末跟哥们出去喝酒打扑克放松一下，如果没跟周音韵闹翻的话，就去找她一次。”

卫旭看着毕岚的眼睛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智商只是中等，并不聪明，甚至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点呆，有点笨拙的孩子，所以我一直希望勤能补拙，一道题别人做一遍，我就做三遍。而且笨鸟先飞，所以我就往前赶一点吧，初中毕业那个暑假，我自习看完了高中所有的数理化课程。上大学后，我知道数学功底对我这个专业的重要性，就定了个目标，除了自己专业外，另外再修完数学系所有的课程。我不求一口气把所有的课修完，我每学期就多修一到两门数学课，但是从不间断，也从不放弃。因为我并非智力超群，天资过人，所以不得不比别人多走一步，我只能付出我的时间。”

毕岚情不自禁的握了一下卫旭的手：“我明白你的意思。哎，你这人，倒是挺有美国精神。老美就特别推崇这种：做一件事，确定目标后，全身心投入，能持之以恒，并能最终看见成效——说明你确实在付出不是在瞎编乱造。”

“比如说吧，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小提琴给我挣了很多特长分，我一直在奥斯丁市少年乐队里拉首席，我的简历上写着三岁学琴，每天拉半个小时，16年不曾间断，然后下面是我参加各种演出，比赛的获奖记录，其实这些都是业余组的，跟专业比，简直不值得一晒，但是老美不这么看，他们看见的是你16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而且做的有一定的成效和定论，于是他们相信你做别的事，也会持之以恒，也会有一定的成绩。”

“其实老美的公司也是这么来挑选员工的，像高盛之类的公司，他们从数学、物理，甚至化学、人文招了那么多跟金融风马牛不相及的名校博士，然后训练他们做投资，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能从小学读到博士毕业，而且读得那么好，就说明了1他们的智商正常，有学习的能力。2，他们能专心，有毅力，能坚持。他们要的就是这两点。”

“我怀疑这两点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选拔人才标准。远的比如我国的科举制度，你说考八卦文有什么实用性吗？恐怕没有吧。近的比如中国的饱受抨击的高考制度，说什么把中国孩子培养得高分低能。切，你能力那么强怎么连个高分都拿不到。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制度，都是为了检验两个标准：1制度规定了什么，你就能适应什么。这是第一重要的，你必须能适应这个社会的标准，而不是这个社会的标准要来适应你。2你能为你的目标持久不懈的努力，并且达到社会的最低选取标准。”

卫旭笑了起来：“你真是个以成败论英雄者啊，够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