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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花瓶还要不要，扔了吧。”

转过头，看到宋宁手里拿著一个椭圆形的花瓶，上面还插著几支芊芋。

“看看你喜欢的花，真不够娘气的，人家说喜欢这种花的性格都敏感，我觉得说得真对。那个医生什麽时候来？”

“快了吧。”

我接过花瓶，花瓶是陶制的，这是我亲手在老家的一个陶吧里烧出来的，上面七彩的五线谱上跳动著三个音符，fa、l、re，上得是最质朴的蓝釉，记得当时那个陶吧的老板一心推荐的那个金漆，虽然在样稿上很好看，可最後还是没用，也许心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感觉觉得不配，那种金属的亮漆会把那种跳跃著的节奏破坏了，因为老板不知道我最後还在瓶底刻了一个名字，写了一行话。

“fal，什麽意思？”宋宁问。

我没有回答。

听到有人按门铃，“肯定是医生来了。”宋宁跑出去开门。

我翻过瓶底。摸了摸瓶底用黑釉印出来的三个字，唐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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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fal以後就是我的名字了，唐飞儿。

唐飞儿，就是f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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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个花瓶重新放在窗前的台子上，又把里面的花摆弄整齐，看到宋宁进来拍拍我的肩，“支票我已经给他了，你进去吧。”

我先进浴室洗了个手，然後走进了最里间的一个黑屋子。

（腹黑虐心）

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一张软塌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宋宁给我准备的一杯水和一个果盘。看到玻璃外那个已经在起居室早就等著的人，我躺在软塌上，带起了耳麦。

我是个病人。虽然很多时间我不承认，但事实摆在那里，我逃避不了。

和我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有很多人，名人、普通人，男人、女人，也有死人和将死的人，很多人把这种病归为高知病，意思是知识越高、地位越高发病率越高。事寮上这只是一个谬传，在我认识的很多人中，我就见过骑著三轮车的、街边卖著大饼的，甚至经常给我们公司送盒饭的人也得的同样的病，只是他们不说，没人注意他们，就认为他们很健康了。但它的确是个真正的杀手，在我得病的初期，曾被很多白纸黑字的数据甚至是亲眼所见吓坏了。

尽管在人前我是一个疯得没了形的人，自贬自乐所有的人认为我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但我是个抑郁症的患者，除了我和宋宁没有人知道。它比精神病听起来好听点，却比他们更难熬。因为大部分人宁愿疯狂地糊涂也不愿清醒的疯狂。

我属於後者。

两年前，我第一次带著口罩一个人悄悄地潜进了医院，想让医生帮助我解决睡眠问题。在挂号处我挂了神精二科的号，排在了一个拿著同样单子的人身後。那是一位母亲，花白的头发和苍老的背影有种说不出来的无力。我站在她的身後，看著她的手一直再抖，话也是翻来覆去地重复说，直到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不耐烦了，问她到底想干什麽，她才一脸愧疚地拿出一个很普通的日记本，是那种老式的封面上有著一个漂亮明星的塑料本子。她是替她儿子问诊，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

她照著上面写的念，带著一点慌张和忙乱。

3月11日，小东起床後，不刷牙不洗脸，也没有吃早饭，我让他去理发，他不愿意，他的头发很长，都长到肩上了，整整三个月没剪。我说开个窗户透透气，他说不行，说开了窗户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