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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换上鸭舌帽和粗呢外套，沾上假胡子，游击队的小伙子们把冲锋枪放在地下室的墙里边，然后为我们留下了几把手枪。

“路上小心。”约瑟把我送上车，犹豫了片刻又补充到，“……我会替你打听他的消息，不过你最好别抱希望。”

我苦笑着对他说了声“谢谢”，跳上车。

天空黑乎乎的，月亮和星星都看不到，四周也没有一点声音。今天晚上约瑟他们将分头回巴黎，而我们则有可能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车灯在漆黑的道路上射出两道黄色的光柱，我忍住回头张望的冲动，对身旁的人轻轻说到：“走吧……”

“天鹅”在巴黎的势力被盖世太保破了百分之九十，“夜莺”剧团不复存在，而虽然拉丰和西蒙的家人没被卷入其中，他们的资产却全部被没收了。幸好我在瑞士银行还有些存款，于是在一个星期以后，我利用逃亡通道把他们送往葡萄牙，让他们去英国。

对两位忠诚的朋友我永远很内疚，他们支持我，虽然我尽量令他们远离危险，最后却还是让他们背井离乡。可是拉丰在临走还前笑着对我说：“我们决定先向你贷款在那边开个什么军需用品厂，夏尔特，等战争结束后你会发现自己比原来还要有钱。”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母亲，她坚持要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

阿曼德庄园已经被纳粹查封了，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劝她先到瑞士，我随后就去。她相信了，所以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送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得呆在法国，因为至今约瑟也没有给我少校的消息；因此我不能走，也走不了！

我利用假身份证，伪装成了一名钢琴制造商，顺利地从夏龙到了马塞，并且联系到了躲藏在这里的戴西，装扮成夫妻在一幢小巧的公寓里住了下来，着手整理所有的损失情况。

大约在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信封上用铅笔写着“y·j”。我得承认打开信封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像急促的鼓点儿。

上帝没有给他机会－－

少校果然没有逃过他同胞们的尖牙利齿，他被捕了。“通敌”和“间谍”的罪名压在了他的头上，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等候审判。

一股刺痛从指尖传到心脏，我全身几乎都要麻痹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和焦灼笼罩着我，让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睡。

一个月后，第二封信告诉我，少校被押回了德国。由于冯·波特曼将军的努力，他这个唯一的儿子最后免于死刑，但是军衔降为下士，被发配到“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当了一个普通士兵。

这时候我才隐约松了口气，感谢仁慈的上帝还是听到了我祈祷。

1942年，无论对德国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而言都是关键的一年。

那个小胡子男人头脑发昏地进攻苏联，终于为自己敲响了丧钟。斯大林格勒战役打了四个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所有的人都对双方胜利分外关注。

我用新的名字重新开始了地下逃亡网络和暗杀的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再见到罗斯托克，他好象彻底地消失了一样，再没有任何消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像牵挂亲人和朋友一样地牵挂他。

11月份苏联军队开始了反击，卷进了斯大林格勒巷战的鲍罗斯集团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当我们都在为此庆祝的时候，希特勒就拼凑出了一个“顿河”集团军开赴东线战场，而且命令武装党卫队在法国的三个最强大的师迅速进入哈尔科夫东南阵地，准备配合“顿河”集团军进攻那个已经成了废墟的城市，营救鲍罗斯第六军团。

这三支倒霉的军队是“帝国”师，“骷髅”师，还有……“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上帝要把对那个金发男人的考验持续到什么时候。

于是我开始分外关注东线战场的情况：

当苏联军队打垮了“顿河”集团军，消灭了鲍罗斯集团军以后，他们迅速扑向了哈尔科夫，准备乘胜追击，再来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但这个时候那三支党卫队王牌师证明了他们在德国陆军中坚如磐石的地位。他们的抵抗顽强极了，守在各个防御阵地的武装党卫队士兵几乎是玩命地打，有的阵地甚至被苏军猛烈的炮火夷为平地，士兵全部阵亡后才丢失。有的则是在丢失阵地后迅速组织反击，一小块儿地方经过几次、几十次易手后才决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