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师承教育的精华融入院校教育体系

   近日,第二届“国医大师”人选正式公布,中医药人才传承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在现行院校教育体制的背景下,中医药人才培养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建立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教育体系,让中医药界新人辈出?《人民日报》最近推出了“中医教育新思考”系列报道,“师承教育”、“因材施教”、“中医思维”等等关键词,已经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教育体系所应具备的要素。
上篇:师带徒,出名医

师承教育不可取代

中医药人才成长,必须坚持走“读书、从师、临证、再读书、再从师、再临证”的途径

今年6月底,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师冯世纶的一位特殊的弟子学习期满。他是56岁的田雨河,山西省孝义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生、硕士生导师。每次出门诊,排队挂号的病人都有50~60人,在一家县级中医院,能熬到这个份上,已经相当不容易。用当地人的话说,“看病的本事够他花了”。但田雨河认为,看了这么多年病,感觉现在才刚入门。

机缘巧合,有一次,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来孝义考察,帮助田雨河联系到了冯世纶。冯世纶接纳他成为自己的一名弟子。去年11月,田雨河来京跟师学习。排队打饭,跟师出诊、抄方、写感悟,和年轻人相比一样也不落,学习比他们还认真。跟师结束,冯世伦给田雨河的评价是“登堂入室”。

师承教育,俗话说是“师带徒”。“师带徒”是培养造就中医药人才的有效模式,是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术的最佳方法。

中医院校教育为何取代不了传统的师承教育模式?因为师承教育是以“个性化”为特征,院校教育以“标准化”为特征。师承教育主要强调临证技能、技艺训练,而院校教育则主要解决学术与知识的大量积累,两者各有侧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指出,中医药学的特点和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师承教育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药人才成长,必须坚持走“读书、从师、临证、再读书、再从师、再临证”的途径。

第三批国家级中医继承工作导师、名老中医毕庚年的学术继续人窦剑,如今已是河北医大三院的副院长。窦剑说,通过跟师学习,真正懂得了中医应该怎样给病人看病,中医书应该怎么读。跟老师学到的不仅是一个个方子,更重要的是独到的经验和思路。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段云波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要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夯实理论基础、坚持临床实践,而跟随中医大家学习研修、博采众长,更是成才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师带徒”离不开“名医”

师承教育,让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得到了总结、提炼和继承,甚至得到了抢救性挖掘

李士懋是第二届“国医大师”拟表彰人选,河北省首位“国医大师”,全国第二、三、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每次出门诊之后,当晚他就组织弟子点评处方,直到弄清弄懂。他创造出师承带教“六结合”:激发兴趣与关爱徒弟相结合、系统讲授与随时讲解相结合、口传笔授与执手施教相结合、长期培养与分段实施相结合、师徒互动与徒弟互学相结合、临床实践与总结研究相结合。

名师出高徒,传统的“师带徒”培养模式离不开“名医”。全国中医药师承教育开展以来,2875名老中医药专家指导4716名继承人,其中790名老中医药专家建立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30名首批国医大师中有26人多批次担任中医药师承教育指导老师,朱良春、李辅仁、张琪、张学文、周仲瑛、苏荣扎布、唐由之等国医大师均届耄耋之年,但目前仍坚持担任第五批师承工作指导老师;程莘农、陈可冀、张伯礼、石学敏等两院院士先后担任过师承工作指导老师。

师承教育,让老专家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得到了总结、提炼和继承,甚至得到了抢救性挖掘。比如,元寸灸,胜艾灸之所胜,达艾灸之所不及。通过师承,一种近乎失传的灸法在孝义市中医院得到推广应用。它是将30多种中药制成灸条,用打火机点燃,在虎口附近的合谷穴灸疗,方便好用,对“重症肌无力”、“糖尿病神经损害”有神奇疗效。

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龟龄集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杨巨奎认为,选徒最重要。龟龄集疗效显著,炮制方法更是奥妙无穷。制备工艺有煮、爆、土埋、露夜等81道工序。83岁的杨巨奎将选徒总结为“人必精、心必诚、事必勤、断必果”。他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必精,人是首要因素,既能掌握传统技艺,又要融汇现代科学技术。

为草根中医打开大门

专家建议将中医师承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丰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

山西平遥古城闻名遐迩,比古城墙更久远的是道虎壁王氏妇科。它起源于金、元时期,已有800余年历史。82岁的王培章老人满头银发,他是王氏妇科第二十七代、傅山女科第九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从王培章老人的父亲开始,王氏妇科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规矩,传媳妇也传闺女。二女儿王轶芳跟父亲学医,学习中医技法的妙中之妙、巧中之巧。老人现在带着7个徒弟,其中5个是孙辈的。3年后,他的孙辈就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师承教育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师承教育的方式,按照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二是通过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

长期以来,民间中医药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执业医师法》规定: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人,首先必须具有医学专业本科、专科或中专学历。这些民间中医,虽然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长,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了。师承教育能否为他们行医打开方便之门?

沿着盐湖一路前行,在中条山脚下,坐落着一所民办的小型医院——运城市中医肿瘤医院。69岁的院长崔扣狮擅长治疗肿瘤。虽然他的医院在偏僻的小山村,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让他欣喜的是,45岁的长子崔旭辉跟他行医10多年,最近拿到行医资格证。三儿子的师承关系合同经过公证,迈出师承学医的第一步。

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波说,已对民间中医药人员开辟了准入渠道,通过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经认定后可在一定范围内合法执业,让民间中医有用武之地。

由于种种原因,中医师承一直未能纳入国家正规教育,致使学徒质量参差不齐,前途命运各异。专家建议,应将中医师承纳入国家正规教育,制订师承教育标准和相关政策措施,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师承教育模式,丰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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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标准化为个性化

打破同一尺度、同一规格培养人才的现状,体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保护个性与灵性

一样的教材,一样的老师,培养的学生千人一面——近年来,中医院校教育同质化现象,引起了中医界的忧虑。

山西中医学院院长周然说,中医的精髓是什么?是中医理论,是中医认识生命、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独特思维方法。当前,中医院校开设中医理论课程,使用全国统编教材,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中医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适合开放式教学,程式化的教材体例限制了学生的领悟与思考。

山西中医学院傅山学院副院长高建忠认为,对于医学流派纷呈的中医学来讲,教材的统一,意味着缺少学术上的个性;考试的统一,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扼杀学习者的灵性。对于中医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来说,个性与灵性是极其重要的。

周然分析,中医院校现有的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存在许多弊端,需要整体优化。按照“厚的要薄、繁的要简、生涩的要顺畅、难懂的要明了”的思路,采用“先破后立”的加减法,重构知识体系,不再保留每门课程的相对完整,而是强化知识点间的相互联系。

“知识可以整齐划一,智慧绝对是各具灵性。”高建忠说,中医药高等学府应该创造适合中医大师成长和发展的环境,让每一位中医大师去影响一批又一批的中医学子,让这些学子在中医大师身上,不仅学习到知识,还学习到智慧。

山西中医临床学院与附属医院实行院系合一,师资相对充裕,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确立了符合医学教育规律的“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具体措施,打破了传统的中医教育同一尺度、同一规格培养人才的现状,使得中医教育体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适应学生个人发展需要,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该院本科生导师制实行双向选择。学校根据导师的任职条件和要求,经严格考核,把优秀的导师推荐给学生;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和专业要求选择导师。导师在全面了解学生情况后确立师生关系。

山西中医学院把学生从课堂和教材中解放出来,变标准化为个性化,让他们更多地研读经典,更早地接触临床。南京中医药大学曾在一次硕士研究生复试中,综合评价后放弃了本校生,选择了山西中医学院的学生。

用中华文化“固本培元”

中医学生只有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洗礼,才能成为真中医、大中医。防止中医西化,根本在于确立中医思维

加拿大学者胡碧玲在中国学习中医20多年。胡碧玲是在西方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在中国的院校里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她从自己学习中医的经验中感悟到:中医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应照搬西方的教育体系。

不少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感觉没学会看病,不敢去给病人把脉,只好当了医药代表。有人甚至把中医药大学戏称为“医药代表大学”。西化的中医教育,培养不出会看病的中医,他们最终成了“中医的掘墓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曾在国外留学工作10年。他说,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学者发明了一套既符合中医经典理论、又能研究中医疗效的统计分析方法。如果我国中医研究再不坚守祖先的宝贵经典,不围绕中医临床自身特色,一味照搬西医的临床研究,很可能被西方学者甩在后面,甚至导致中医药研究要向西方取经。

徐安龙认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传承创新”,应该是“更加经典、更加现代”。更加经典,是回归经典的本源,发掘传承,培养真正的中医药人才,使中医药文化经典植根于师生的思想,传承中医的哲学观点,建立中医的思维模式。更加现代,是勇于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要借助现代科技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周然说,“一把草药一根针”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一代中医肩负的使命是让中医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的洪流中“长袖善舞”。

高建忠说,中医院校培养的中医学生是否合格,从专业角度分析,主要看学生是否学到了中医思维。评判一名医生是不是中医,也主要看其是否用中医思维诊疗疾病。防止中医西化,最根本的问题是确立中医思维。

周然说,中医院校培养不出真中医,从根本上讲是教育目的出了问题。中医院校一直充当着“代工”的角色,长期在按西医主导的医疗服务模式培养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又按西医规定的临床科研套路从事工作。在这样的导向下,其结果只会是中医西化,离国家发展中医教育事业的初衷越来越远。所以,办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中医院校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从2010年到2012年,山西中医学院在中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三个临床专业陆续开设教改实验班。2013年,在实验班的基础上组建了傅山学院。明末清初山西名医傅山,既是中医大家,又是文化大师。周然说,傅山学院作为教学改革试验田,就是希望学生以傅山为镜鉴,用中华文化、中医文化和三晋文化“固本培元”。中医院校要为中医事业培养新一代铁杆中医人才。中医人只有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洗礼,才能成为真中医、大中医。

中医教育不能“纸上谈兵”

“书本中医”一上临床,脑子里只有“银翘散”。教材越编越厚,有用的内容却越来越少,基础和临床严重脱节

不少学艺未精的学生,把中医开方等同于“银翘散”,出手就是加减“银翘散”。因为中医药大学教的首先是银翘散,也必考银翘散,“书本中医”一上临床,慌了手脚,脑子里也只有“银翘散”。

一些中医药大学在全国的生源都很好,特别是国医班的学生,高考分数都可以上清华北大。然而,他们入学后对中医的信心非但没有增强,反而是下降了。徐安龙分析,这说明学校教育没有让他们感受到中医的宝贵与特色所在,很多学生对中医经典掌握得不够,基本功薄弱。院校教育没有很快让他们树立临床治疗的信心。

徐安龙认为,作为中医,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临床实践,不管有多少经典理论和知识,也只能“纸上谈兵”,再优秀的中医学生也很难成长为大医。他拜访了路志正、陆广莘、邓铁涛、郭子光等多位国医大师。国医大师们建议:一定要尽快让学生们看到中医的疗效,让他们尽快成为能用中医思维看病、兼具现代医学基本知识的医生。

徐安龙认为,我国开展中医院校教育只有短短60年,自身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传授知识的方式、教师能力水平、教材的编写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在课程设置上,基础和临床严重脱节。在教材编写上,教材越编越厚,有用的内容却越来越少。

周然认为,依托院校这个平台,做好师承这篇文章,关键在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对优秀本科学生实施特别培养和精英教育,为中医教育改革提供成功经验和有益借鉴,目标是办一流中医教育,培育铁杆中医人才。

在傅山学院,每个学生都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学校的名师,一位是医院的名医,理论学习“拜名师”,临床实践“拜名医”,按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周然建议,让学生从寻常课堂迈向经典殿堂,从小小诊室踏上师承之路。中医人只有练好“看家本领”,才能说好中医话、干好中医事。

从去年开始至今, 北京中医药大学大力提倡”人心向学,传承创新”的办学思路,直面当今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关改革措施,希望通过改革建立起培养中医大医的真正摇篮。

徐安龙说,要按照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方法培养人,把师承教育的精华融入院校教育体系中,培养既能传承经典,又能与时俱进的中医临床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