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改与中医药的发展

刘国恩简介: 刘国恩,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学。曾执教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北卡大学等。曾当选国际医药经济学会亚太联合会主席。荣获“健康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称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为什么一定或者注定要做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呢?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为什么有这么庞大的资源?因为不管什么事,都会受到资源的约束,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

    医疗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解释

    我们可以用经济学原理之一的边际效用(收益)递减规律来解释。无论何物,拥有增多,增量资源配置随之减少。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我们的健康。随着人类对健康的期望在提高,其资源可能会递增,而不是递减。

    从主观效用讲,人们的健康边际效用并非随高龄而递减;从客观效果方面讲,随着人们的寿命越接近自然极限,继续提高所需的边际资源也越增加。

    经济学家举了个例子,我们今天为从73岁提高到74岁所要付出的努力,不会比之前比如60岁时所要付出的努力少,甚至我们更希望通过努力再去提高,从这个角度讲,人类对健康的使用,不是递减的规律。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到了100岁,你往101岁增进时,你所需要的服务,包括医疗服务,比从73岁提高到74岁要高,从主观效果到客观效果都能看出,为人类健康和维护健康,增量资源配置是增加,而不是越来越少。

    美国有一位学者认为,医疗市场规模最关键的可能不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需求。他说最核心的因素是新医学技术不断地问世,因为医学技术的影子是医疗层。

    国家医改要务一:医药评估

    针对不同疾病的分析,我们也有自己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

    中医药诊疗的特点有二:一是整体化,即治病以“人”为主,治人的“病”为辅;前移化:未病(健身),欲病(预防),已病(治病)。

    从药物经济学角度看,药物是否有效,病人应该能够感知,必须把焦点固定到具体的人上,从作为一个人的层面上来完成,这一点与中医药的哲学理念是一致的,即以人为主体,整体辨证论治。所以中医药会随着药物经济学现代流程的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契机。

    中医药的发展契机是:在付费制度改革方面,病种付费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支付水平;人头付费更有利于中国医学模式的整体化、前移化转型,促进预防为主与健康产业。

    药物经济学侧重观察真实世界环境下患者整体状态的改善(是什么),而非着重生化机理解释(为什么)。

    国家医改要务二:医学价值

    一百多年前,美国医生特鲁多提出,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此医学寓意是,医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一百多年后,美国一直践行特鲁多铭言的医学模式,形成家庭医生制度,即医生与家庭有长期、稳定、互信的关系。

    而在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医学服务要求帮助、安慰服务是不可能有的。我去某医院治病,拿着院长开的条,等了一个半小时,最后等到医生给我看病的时间就是两分钟。我最后问他,他要去开会了。这怎么可能提供帮助,但这不是医生之错,因我们的业务资源是建立在以医院为中心的,和我们整个人类疾病结构不一样,如想解决今天看病难的问题,必须要改变这个结构。

    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中国医疗要解放生产力。要精简行政,取消编制,释放巨大的医疗供应能力;以分级诊疗为主的服务结构;实施门诊、住院分工合作,制度先行,破除“拥堵”怪圈;鼓励社会办医,以多元服务、特定人群、市场条件主导原则,鼓励社会办医;政府办医以基本服务、普惠全民,公共权益主导为原则。

    国家医改要务三:医学转型

    疾病医学与健康医学有着本质区别,疾病医学指病有所医(检查、吃药、住院等诊疗服务),健康医学侧重健康维护(未病、已病、康复等三段服务)。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40号文件)有助于促进医疗效率,因为将有更广泛、更有效的“上医”行动;促进社会和谐,因为将有更可及、更优质的“熟人”医生;促进生态环境,因为将有更一致、更协调的“问责”机制;促进经济转型,因为将有更长久、更强大的“内需”服务。